新出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多的执业权利，这是国家司法制度设计的组成部分。作司法系统中的一员，先这样讲吧。我们同检法两家（刑事侦查算检察权的延伸）共同的职业使命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只是基于法律制度的设计，我们要忠实于当事人的最大法益。这同检察机关代表的公共法益存在事实上的冲突。立法者的意思是在这种冲突的动态对抗中达成法律的正确的实施。双方秉承公正与法律良知的精神，通过理性的对抗，达成法律主治，实现社会法治。
新律师法的实施，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之间沟通的顺畅，意味着律师获取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可能会比以前更多。相对应的是侦查人员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却将会面临很大的难题，根据口供开展调查的模式也将面临挑战。
律师在侦查阶段获得调查取证权，对于侦查人员来说在证据获取上也提出了时间的要求。这势必要求侦查人员在追求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同时，积极开展取证工作，将物证等及时固定下来。侦查机关必须提高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的能力。在侦查过程中全方位地搜集证据，对各种证据类型都尽可能去掌握和固定下来，提高自己的办案能力和办案效率。
当然，为数不少的律师都不敢在法律赋予的执业权利内走的太远。如同个别侦查人员不想在口供证据外多作些事实工作一样，是在图省事。律师可以通过申请检法两家来取证，一来是对当事人的交代同时回避刑法３０６条及类似法律规定加诸的执业风险，二来借此表达出对司法系统的两机关的崇敬与敬畏。至于当事人方面的权利，若检法不周全，律师又能有多大作为。公检法对律师执业行为的潜在抵制心理，让赤膊上阵的律师的律师，放弃了直接的对抗，而倾向于动脑而不动手式“智慧的较量”。
好的制度设计受益的应是民众，不完美的制度设计最终为之买单的也是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