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典结构与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

　　（1）《魏律》。《魏律》共18篇，对秦汉旧律有较大改革。首先，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其次，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第三，进一步调整法典的结构与内容，使中国封建法典在系统和科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2）《晋律》颁行与张杜注律。《晋律》，又称《泰始律》，共20篇620条。与魏律相比，在刑名律后增加法例律，丰富了刑法总则的内容。同时对刑律分则部分重新编排，向着“刑宽”、“禁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晋律》颁布的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为之作注，总结了历代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经验，经晋武帝批准颁行，与《晋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晋律亦称《张杜律》。

　　（3）《北魏律》的制定。《北魏律》共20篇，是当时著名的法典。

　　（4）《北齐律》的制定。《北齐律》共12篇，其将刑名与法例律合为名例律一篇，充实了刑法总则；精炼了刑法分则，使其成为11篇。《北齐律》在中国封建刑律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5）法律形式的变化。形成了律、令、科、比、格、式相互为用的立法格局。科起着补充与变通律、令的作用。格与令相同，起着补充律的作用，均带有刑事法律性质，不同于隋唐时期具有行政法律性质的格。比是比附或类推，即比照典型判例或相近律文处理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式是公文程式。

　　2.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1）“八议”入律与“官当”制度确立。魏明帝在制定《魏律》时，以《周礼》“八辟”为依据，正式规定了“八议”制度。“八议”制度是对封建特权人物犯罪实行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它包括议亲（皇帝亲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传统德行与影响的人），议能（有大才能）、议功（有大功勋）、议贵（贵族官僚）、议勤（为朝廷勤劳服务）、议宾（前代皇室宗亲）。此后，“八议”成为各代刑律的重要内容。唐律中的名例律在五刑、十恶之后即规定了八议制度。

　　“官当”是封建社会允许官吏以官职爵位折抵徒罪的特权制度。它正式出现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南朝《陈律》规定更细。

　　（2）“重罪十条”的产生。《北齐律》中首次规定“重罪十条”，是对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并置于律首。“重罪十条”分别为：反逆（造反）；大逆（毁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殿）；叛（叛变）；降（投降）；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不道（凶残杀人）；不敬（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不孝（不侍奉父母，不按礼制服丧）；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内乱（亲属间的乱伦行为）。《北齐律》规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3）刑罚制度改革。一是规定绞、斩等死刑制度。二是规定流刑。把流刑作为死刑的一种宽待措施。北周时规定流刑分五等，同时还要施加鞭刑。三是规定鞭刑与杖刑。北魏时期开始改革以往五刑制度，增加鞭刑与杖刑，后北齐、北周相继采用。四是废除宫刑制度，北朝与南朝相继宣布废除宫刑，自此结束了使用宫刑的历史。

　　（4）“准五服制罪”的确立。《晋律》与《北齐律》中相继确立“准五服制罪”的制度。服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以丧服为标志，区分亲属的范围和等级的制度。按服制依亲属远近关系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制不但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是亲属相犯时确定刑罚轻重的依据。依五服制罪成为封建制度的重要内容，影响直到明清。

　　（5）死刑复奏制度。死刑复奏制度是指奏请皇帝批准执行死刑判决的制度，北魏太武帝时正式确立这一制度，为唐代的死刑三复奏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