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谈判来讲，一方越是无路可走，就越是会失去谈判筹码、议价能力，基本上，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被动接受一切。古今中外皆然，当然劳动者以及其维权组织———工会，也概莫能外。

　　《光荣与梦想》，是国内盛行的一本全方位描述上个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发展变迁的书。书里的时间，开始于1932年，那是一个悲惨的年代，大萧条席卷了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无数企业破产，无数劳动者失业，劳资矛盾因此而倍加尖锐、劳资冲突因此而倍加激烈了吗？

　　没有，如书中所描述，劳动者竟无奈而相对平静地接受了一切。这一年，并非没有发生过很多次拼死斗争的罢工，只不过，如同这一年春季，美国钢铁公司再度大幅削减工资时，工人们竟毫无办法一样，罢工都以失败告终，至于这一年，劳工组织———劳联会会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人下降到了220万人，只占工人总数的6%，整个劳工运动，几乎烟消云散。

　　本来，和平博弈，即便是采取了罢工、游行等相对极端的形式，目的终究是为了合作，只不过，是希望各方都拿出诚意来，能够在尽可能坚守底线的同时，做最大让步，以寻求实现彼此间的利益最大化。前提是双方都拥有谈判的筹码，都还有退路供选择。

　　在现代社会，于经济上必然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其谈判筹码、其退路，一般由社会财富再分配，通过建立健全公共福利体系来保障。就是在税制、税率合理前提下，通过规范财政收支，杜绝糜费，实现财力向民生投入的倾斜，保证福利保障标准的提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保持同步，保证公众一定能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保证其底线生活质量，包括免于饥饿权、接受教育权、接受医疗救助权、休息权等等，都得到充分保障，劳动者寻求工作机会，是为了寻求合作机会而并非为了得到资方恩赐，是为了追逐梦想，是为了换取更加令人感觉到惬意的生活质量，却并非因为非此不能维持生存的压力，于是有退路可供选择，有筹码可出，能够在相对弱势的经济地位上，于博弈、谈判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强势。

　　鉴于此，我们不免要经常问一问，在博弈、谈判过程中，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手里握着多少筹码，还有没有退路可走？特别在《工资条例》即将出台，工资协商制度即将被全面推广之际，更是要这样问一问。

　　尽管最近不断有各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消息传来，而冷静想一想，最低工资标准所以能上调，究竟是因为政府的强力推动，还是因为“用工荒”日趋激烈，劳动者逐渐有更多退路、手中握有谈判筹码增加？

　　不妨设想，于具体的福利保障环节，如果一体化的社会化养老体系能够覆盖全社会，超过一亿的中国适龄农民能因此享有退休保障，全社会能因此空出大量工作岗位；如果医疗、教育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能够免费或者以更低价格提供给公众，以及在诸如此类的许许多多底线性质的、具体的福利保障环节，情况都能够不断改善，当生存压力不再如此沉重，则介时之劳资双方的博弈、谈判过程该是怎样的呢？

　　福利保障在前，工资集体协商在后，本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因果关系，更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公共机构应履行的公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