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物权变动涉及一国财产的流涌，关乎一国的交易秩序，因而公示及其重要。本文对物权公示的不同学说进行了评析，从多重视角看待物权公示价值，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物权公示 原则 价值

　　物权的公示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物权变动涉及一国财产的流涌，关乎一国的交易秩序，因而公示及其重要。公示将物权的实际状态表彰于外，通过对交易人信赖的维护，向社会交易界提供统一的、稳定的、普遍信服的法律基础。物权公示对物权法的重大意义于促进大陆法系物权法的理论研究与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是不争的事实。

　　一、有关物权公示的不同学说及其评析

　　我国学者关于物权公示的定义尚不统一，有“物权变动说”、 “物权状态说” 、“物权状态与变动说”等。这些争议的焦点在于公示的对象或者内容到底是什么。“物权变动说”认为，物权公示即对于物权变动的公示。[1] “物权状态说”认为，物权公示即是物权的权利状态的公示。[2]“物权状态与变动说”主张物权公示的是物权的现实状态及其物权变动的情况。[3]

　　依照“物权变动说”，物权公示对象为物权变动的行为(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或者物权变动这一法律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物权公示的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物权变动即物权权属的变动，往往涉及物权变动之外的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如果没有公示，则物权权属纯粹为一种物权变动当事人的观念，第三人当然无从知晓，也就没有一种可以信赖的表征，其与他人的物权交易就可能不是与真正的权利人交易，因而就可能遭受损害。为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有必要将原本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物权变动过程，外化为一定物态形式为公众所知，以维护交易过程的安全。“物权既然是排他权利，所以物权发生变动时，必然排斥第三人利益，因此为保护以第三人代表的社会秩序，法律要求物权的变动必须向社会展示，以期获得保护第三人的功效。”[4]“物权所具有的对抗第三人的排他性，使得物权的变动会对不特定的第三人的利益产生限制作用。为避免第三人遭受不虞之害，要求物权的变动应当与一定的技术手段结合起来。这一技术手段就是公示制度。”[5]

　　在“物权状态说”看来，物权公示的对象为标的物上的物权状态，从而间接地公示物权的变动。论者认为，物权公示的目的首先在于透明物权关系，宣示物权归属状况，以维护标的物的静的安全。“物权公示使物上权属之状况公之于众，明确权利的归属，起着定分止争的作用，不论对所有权还是对他物权而言，都使义务人负不侵犯物权的义务。”[6]“其作用在于使潜在的较以当事人能对标的物上的权利内容获得一清晰的认识，公示就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制度，故而，物权的现状无疑是公示的本体。”[7]物权的绝对对世效力不仅要求对物权种类进行界定，同时也要求物权的具体种类具有可识别性。为了实现物权的可识别性，公示原则发挥了作用。否则，就无法解释作为公示方法之效力的公信力的问题。而公信力所要解决的正是被公示的物权现状与真实的权利状态的不一致。物权的变动则透过对前后两个不同的物权存在状态而获得认识。其实，物权人的相对人并不关注物权变动的过程，关注的是物上的权利。就物权人而言，他向外界表明的是他对何物拥有何种物权，使相对人负有不作为的义务，并不需要向外界表明这一物权得失变更的行为。[8]

　　而按照“物权状态与变动说”，物权公示的客体包括两个，一是标的物上的物权状态；二是标的物上的物权变动。这实际上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综合。因为物权为具有绝对排他性效力的权利，若某一物上已经成立物权，则与之不能两立的、有着同一内容的物权便不得再行成立。物权具有排他性，其变动常常产生排他效果，若不能由外界查悉其变动的征象，则难免致第三人于不测的损害。因此要发挥物权的排他作用，防止人对物的争夺、对他人财产的侵犯，物权公示制度使当事人及第三人能够直接从外部认识物权的存在及现象，物权法律关系据此得以透明。反之，若无此项制度，则于交易旺盛、物权变动频繁的市场交易中，不仅物权交易的安全将受到损害，且也必然害及第三人利益，从而最终使财产交易秩序陷于紊乱境地。足见物权的公示制度具有维护物的占有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双重作用。[9]

　　其实，各种观点都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例如，在形式主义(无论是物权形式主义还是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物权变动的结果依赖于公示本身，公示生效即彰显公示标的物上的物权状况；不过在“物权形式主义”的模式下，由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与公示本身不可分离，因此，公示自然包含了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的公示。从物权公示制度的首要功能在于维护交易安全这一点来看，即使是“物权变动说”，其目的也主要在于公示物权变动的结果状态，使第三人在进行交易时知晓标的物上的物权权属状况，换言之，第三人仅需知道物权变动的结果(通过对动产占有的辨认确认动产上的物权权属，通过对登记的辨认确认不动产上的物权权属)，而对于该物权变动的行为及其过程，似无知晓的必要。单就这点看，“物权状态说”似更为可取。

　　实际上，透过上述种种学说分歧的表面，笔者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很大的共同性。无论是物权状态说，还是物权变动说，抑或是物权状态和物权变动说，其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向世人公开特定标的物上的物权状况，以使人们了解该物之上的物权变动。综上所述，所谓物权公示，是指物权的变动应依法律规定的能够为公众所知晓的形式向社会公开。

　　二、物权公示原则的价值

　　（一）物尽其用价值

　　物尽其用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物上尽可能多的设置物权类型，在不违背一物一权原则的情况下使得多个物权在同一个物上并存。由于多个物权在同一个物上并存，在物权实现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效力上的冲突，导致有些物权效力难以得到实现。因此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在某一物上既设的物权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公示于外，以使欲在该物上再设物权者能明晰该物上既存的物权状态，从而依其意思自治进行欲设物权实现风险的评判以决定是否在该物上再设定物权；其二，后设定物权的人进行其欲设物权实现风险的评判时，需要一个评判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必须是法定的，具体来讲就是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而这种物权相互间优先效力确定的根据之一就是物权公示原则。物权法明确规定了一些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由于物权立法的有限性决定了对之不可能予以穷尽，那么就必须寻求作为优先效力根据之一的物权公示原则加以解决。[10]

　　(二)主体性伦理价值

　　物权变动的动态安全有着促进和保障契约自由和所有权自由的特殊功能。没有这种动态安全的保护，人们就会陷入一种不自由状态。因为契约自由是有成本的，尤其是信息成本，动态安全得不到保护就意味着交易的成本会急剧增大，其结果是放弃交易和契约的实质上的不自由。所有权的自由实际上是权利已经获得之后的自由，而作为其前提的权利获得过程直接决定了这种自由的享有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动态安全保护，因契约自由被阻滞当事人放弃交易，当事人拥有某物所有权的梦想就会落空，所有权自由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空洞的口号。物权公示原则通过保护交易第三人的信赖，从而使交易人超越信息成本的局限而做出决定进行交易，使私法自治的主体性伦理得以充分地实践和张扬。

　　(三)证据证明价值

　　物权公示原则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其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即将纳入公示的物权作为正确权利的假定。如以登记的不动产权利人为正确的权利人，以动产占有人作为正确的权利人等。物权公示原则的权利正确性推定是一种法律推定，即“法律从已知事实推论未知事实所得出的结果。”[11]法律推定实质仍是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虽然这种“假定”的性质本身就表明了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盖然性和不绝对可靠性，但其所具有的免除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并把证明不存在推定事实的证明责任转移于对方当事人的功能，却能够实现诉讼经济、公正分配证明责任、缓解某些事实证明上的困难以及贯彻实施实体法规范宗旨等目的，同时这种假定决不是随意而定，而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合乎逻辑的认定，正是法律推定所具有的这种正面功能和生活经验基础决定了它既能被法律所认可和容纳，也能被民众所承认和接受。物权公示原则从占有(动产)和登记(不动产)推定权利的正确性，在物权实体法规范中进行了一次证明责任的分配。物权公示原则通过权利正确性推定而进行证明责任配置，并在当事人纠纷或诉讼中发挥对于实体权利的保护作用。

　　三、对物权法有关物权公示规定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条第1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4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可见，物权法确立了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交付，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登记。我们从物权法第9条来看，不动产采用了登记要件主义作为一般原则，由于不动产的变动影响当事人的利益甚巨，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因此，这里以分析不动产的公示方法登记为重点。

　　物权法第22条规定“不动产登记费按件收取，不得按照不动产的面积、体积或者价款的比例收取。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规定。”从我国目前的房地产登记的收费情况来看，当事人在办理房屋所有权移转登记、土地使用权登记和抵押登记时，由于标的物价值不菲，所交纳的相关费用也不低。为了防止登记机构乱收费，主管部门曾发文要求登记应当按件收费，不能按标的物价值收费；[12]物权法第22条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笔者认为，只要掌握合适的比例，按价值收费可能也有一定道理:第一，登记机关因交易的复杂程度而投入的审查、核实交易文件的资源有区别，登记首先又是为了满足当事人使其权利发生对抗与排他效力的需要，在有的登记花费较少，而有的花费较多的情况下，后者自然不能要求前者，甚至国家为其分担；第二，根据物权法第21条第二款的规定，登记机关要承担因其过错给他人造成的损害，这里的他人既包括当事人，又包括信赖登记的第三人。虽然物权法第19条规定了更正登记制度和异议登记，以发动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确保登记的正确性，但是仍然不能确保登记的完全正确。登记机关办理登记的财产价值越大，其潜在的责任就越大，那么靠什么来承担责任呢？登记费用造成的交易成本，可能会影响到当事人是否选择登记的意愿。不登记仍然可以满足当事人需要的，强令其进行登记确实不符合效率原则。什么样的财产不需要登记，应当根据交易实践确定。从理论上说，流通范围较小的财产就不一定有登记的必要，这方面的例子，一是原有法律实践中已经通行的汽车、船舶、航空器，物权法第24条再次确认下来；二是在人员与财产的流动性较低的农村社区，哪座房子、土地是谁家所有或者承包，大家都一清二楚，甚至不需要登记，而且强制登记将增加农民负担。不过，一旦农村宅基地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入流转，登记的要求可能就会凸显出来。这就是“未公示者不得对抗”规则，与公示的决定力相比，这种规则所产生的效力是对抗力。从理论上说，公示对抗力模式可能会鼓励“一物数卖”，降低物权交易的安全性，因为任何受让人在完成公示手续之前，都不能排除不够诚信的转让人再将财产转让给其他人，并完成公示手续以移转物权，使自己落个财货两空。但是，这种模式毕竟仍然给当事人提供了公示的可能性，当事人在由此保留的自治空间里，可以根据自己对交易安全和交易成本的衡量选择是否进行登记。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法律政策选择。而且，随着公示技术的发达，进行公示以及通过公示体系查询物上权利会越来越便利，自然会吸引更多当事人选择公示。值得注意的是，物权法第24条仅仅针对船舶、航空器与机动车明确规定了公示对抗力规则，范围非常狭隘。同时，根据我国的行政与司法实践，该条中用意或许在于放眼将来的“等”字，实际上难以包容扩张解释的想像空间。

　　我们再看物权法第158条，第158条规定：“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地役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可见，物权法采登记对抗主义。做出此种规定的主要理由在于：地役权是在相邻关系之外所设定的利用他人不动产并提高自己不动产权能的用益物权。地役权主要发生在两个权利人之间，一般不涉及第三人，在发生第三人侵害土地权利的情况下，主要是对土地使用权的侵害，不涉及地役权的侵害，即使不登记，也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属，尤其是地役权本身不能单独转让，必须随同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它是依附于供役地和需役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13]笔者认为，这种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采取登记要件主义更符合法理。在当事人之间就相互的不动产的利用达成协议而未登记的情况下，实际上创设了以乙方不作为或者说容忍义务为标的债权债务关系。它本质上是一种债的关系，只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其内容也是给付而非对他人之物的支配。这显然不同于作为用益物权的地役权。如采登记对抗，就显然混淆了不作为之债与地役权的关系。故采登记要件主义似更合理。

　　【注释】：

　　[1]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2]肖厚国：《物权变动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4]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5]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6]江帆、孙鹏：《交易安全与中国民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7]肖厚国：《物权变动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8]齐毅保：《论物权公示的性质和制度价值》，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3期。

　　[9]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0]洪学军：《物尽其用于物权公示》，载《人民法院报》2005/05/30。

　　[11]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12]常鹏翱，李富成：《物权公示的决定力》，载《人民法院报》2005/05/30]。

　　[13]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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