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刑事司法深层结构

　　李庄案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李庄本人，也不在于他所触及的那个争议颇多的刑法306条，甚至也不在于刑事辩护的艰难与风险。如果仅仅是上述几点，其影响不过止于刑事法学界、律师界等。而事实上，李庄案的影响早已不止于此，在律师界、刑事法学界之外，法学各领域的学者、甚至是法学领域之外的学者，也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关注的核心，我以为在于：该案所暴露出的中国刑事司法的深层结构，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高度关联，已成为各界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李庄之前，已有众多律师因刑法306条罪名落马，从未引起如此广泛关注。恰恰是重庆的打黑运动，及在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刑事司法运作模式，赋予了李庄一案法治标尺的样板意义。此案，将中国刑事司法的深层运作结构，再一次血淋淋地、毫无遮掩地、全面逼真地展现在国人面前。让我们再一次真切感受现实的严酷，再一次充分认识法治的艰难，再一次深入思考司法改革的可能与不可能。

　　个人浅见，这些深层结构主要框架如下：

　　一、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政法共同体”。律师呢？基本上是体制之外的力量，是政法共同体之外的。源自西方的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或者还有不允许）出现。

　　二、在政法共同体中， 公安机关始终处于强势地位，检察、法院相对弱势，对公安机关很难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因此，宪法所预先设计的公、检、法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不分高低”的诉讼结构进一步变形，公安机关位高权重，在诉讼中，其侦查结论对检察、法院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三、为确保政法工作服务于中心工作、地方“大局”，往往由政法委协调公、检、法统一行动，重大案件检察提前介入侦查，法院提前介入起诉，案件在审判之前基本已有定论。庭审流于形式，证据和法律文书只是对已有结论的华丽论证。

　　归根到底，李庄案所揭示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今天的法治，很多时候就像一件绚丽的外衣，随时可能被脱下来。我们也许有了法治的皮囊，但仍然缺乏足以支撑法治的骨架和灵魂。有时来点法治，有时来点人治，更多的是“人治”之下的“法治”。只不知，这种状态，离真正的法治有多远，又能够走多远。

　　二、被割裂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治是规则之治，更是法律人之治。法治精神的弘扬，法治实践的推进，有赖于法律人的规模效应。一个成熟而稳定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法治得以建立和运行的根基。这个职业共同体，一般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研究人员共同组成，既是一个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共同体，也是一个精神和信仰（法治理念）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种利益（“法律人统治”）共同体。西方国家法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这么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的权威便无法维护，法治便难以恒久建立。

　　在我国，也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说法。例如，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带队走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律师代表座谈时强调：“法官与律师同为法律人，要同使一股劲、同担一份责任、同守一条底线，共同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共同履行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责使命。”也就是说，不管在官方或民间，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概念和实体的存在，都是认可的。

　　但不幸的是，通过透视李庄一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中国远未形成，或者说已经割裂为了两个对垒的群体，一个是“政法共同体”，一个是“律师共同体”。“政法共同体”，是指公检法机关及其人员，他们掌握着国家司法权，他们的身份是公务员，他们的职责和任务是贯彻地方党委、政府的意图，服务于当地的中心工作和“大局”；“律师共同体”则是完全在野的，是体制之外的，按照律师法的定位，也就是完全“为当事人服务”的职业群体。

　　两大共同体之间，虽然都是“法律人”，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上有共通之处，但其身份划定、管理体制、行为规则、价值取向均明显不同。在当前背景下，“政法共同体” 必然依附于政治，其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均需按照政治要求进行，法律知识和技能只不过是其服务于政治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政法共同体”不断趋于团结和紧密，形成一种具有官僚集团特征的利益共同体。而“律师共同体”因其天然的民间身份，及其不断与公权力对抗的职业立场，因而，逐渐被排斥于政法体制之外，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也日愈边缘化。甚至，会被体制内的“政法共同体”视为一种异己力量，成为被打压、攻击的对象。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严重分裂，是法律依附于政治的必然结果。当然，“律师共同体”被排斥、被抛弃于政法体制之外，并非因其清高、不愿意依附政治，而是其“欲依而不得”--严格的身份制度隔绝了法律人之间的职业流通，与公权力对抗的执业特征断送了律师的政治前景。于是，律师不可避免地被割裂于“政法共同体”之外，不可避免地沦为“政法共同体”倾轧打击的对象。换句话说，是政治造成了“法律人”的分化与分裂。这是律师的不幸，但也是中国法治的大幸--孤独的“律师共同体”完全失去了公权力的庇佑，也断绝了以“招安”自显的念头，而惟剩依法律吃饭、赖法治自保。这样，中国法治建设就多了一个坚强的支撑群体，律师将逐渐演变为公民社会的代言人，一种天然的在野力量。

　　回到李庄案，从一开始，李庄的不慎言行就激怒了重庆的“政法共同体”。于是，一场悄悄发动的、“政法共同体”各成员之间协同作战的“围猎”开始了，李庄顿时身陷囹圄，在劫再逃。再后来，随着舆论发酵，一个个案几乎演变成了重庆的“政法共同体”与全国“律师共同体”之间的一场口水战争。这场“法律人”之间的同室操戈，形象地向世人展示了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虚无，及“政法共同体”与“律师共同体”的严重分裂，甚至对立。即便是外行看热闹，最起码也能看出：两大群体之间，虽然同样操习法律知识和技能，但却缺乏基本的认同和尊重。

　　李庄案结局，也许并不是最重要。透过李庄案，所展现出的“政法共同体”与“律师共同体”之间的角力，却能给我们许多启发。对两大群体之间的攻防得失，虽然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但本人此处不想过多评价。惟将一总体深刻印象记述如后，算是结尾：面对公权力的围猎，律师的唯一对抗武器就是法律。在强大的“政法共同体”面前，除了法律，他们将一无所凭。基于此，无论是基于公心或私利，“律师共同体”都将是我们国家推进法治的坚定力量。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博士  易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