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关系问题是法学理论研究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密不可分二者作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应当摒弃传统部门法的“地盘”之争。

    经济法在我国产生以来，有关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法学界关注的话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由于经济法和行政法在调整对象及其他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较经济法同民法的关系更加复杂和难以区分。目前学者们对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认识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且研究得更多的是两者的区别，对经济法和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彼此之间的互动作用和相互衔接问题研究较少。本文试从经济法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背景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经济法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背景

    在古代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国家作为社会最高代表者和权力拥有者，在对社会实行全面统治和进行各种管理的过程中，必然也对社会经济进行一定的管理。由于当时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经济进行全面和经常性的调节，因此当时国家进行的一定经济管理尚未成为国家的一种独立职能，有关国家经济管理的立法虽然具有同现代经济法相近的许多特点，但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更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①

    在17, 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加速建立，客观上要求国家权力介人社会物质基础与其产生方式，这样就产生了一批早期的带有国家干预因素的经济法律。进人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政权的日益巩固，人们开始推崇“自由放任主义”，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不乱不理”是政府的行为准则，政府是典型的“守夜警察”，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过多的国家千预在此时已被视为多余。这个时期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和行政法得到了长足发展并逐渐成熟。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19世纪末，美国、德国等国家先后完成产业革命，逐步走向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控制市场、攫取超额利润，开始大力发展卡特尔等垄断组织，限制自由竞争。而对此，传统的民商法和行政法却无能为力，人们所奉行的经济思想和法观念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以顺应垄断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矛盾发展的要求，于是国家开始出面对社会经济进行实质性的干预，颁布了大量的由国家公权力直接介人私人经济的新型法律，至此，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即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正式产生。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使人们彻底认识到“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理想模型的脆弱性，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主义指出了完全由自由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必然弊端，提出了“平等与效率兼顾，国家垄断与私人竞争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思想，实际上就是要求国家介人经济生活。随着凯恩斯主义相继被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纳，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强化国家经济职能，运用包括财政分配和经济计划在内的多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综合性和经常性的调节。②此时，单纯的行政法和民法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对国家经济生活加强管理的要求，与此相适应，作为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经济法的立法在各国都呈现出了迅速发展的态势。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经济法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健全与市民社会的成长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产物。现代经济法虽然已从当初以“经济法”之名而行“经济行政法”之实的“经济法”，逐渐过渡到真实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名副其实的“经济法”，但由于经济法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式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二者的关系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从经济法的产生来看，经济法是弥补行政法在运用国家权力千预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不足而产生的法律。在现代法治的背景下，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已是大势所趋。从上述经济法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非常密切，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相互补充的两个法律。从20世纪初开始，政府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对社会的监控从事后监控变为事先和事中的监控，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增多。行政法作为“管理管理者之法”，是赋予行政机关国家权力的法律，始终以约束行政机关权力为己任，其核心是限制政府行为。这种以控权为目的而授权的行政法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是一项经常性的国家职能的需要了，因此出现以授予政府经济权力或社会权力为宗旨的“管理者管理之法”便成为了必然。这些法律以约束行政相对人的个人权利、赋予政府较大自由裁量权和较多行政处理权为基本特征。因此说经济法是弥补行政法在运用国家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不足而产生的法律，但它又明显地区别于以约束力为主的行政法。③

　　(二)从经济法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与行政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均需借助国家权力。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调控，同时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有许多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性质，作为经济法渊源的经济法规有许多也带有浓厚的行政法色彩;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主要是以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主的经济手段，在必要时也采用诸如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行政手段。行政法所调整的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中有一部分涉及经济领域，并具有经济性内容，对此行政法主要采取以行政命令、行政强制为主的行政手段。但是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的实施均需借助国家权力和法律规范。

　　(三)当运用行政方法调整经济关系时，经济法与行政法构成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现代行政法的典型是行政程序法，通过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程序的规范和制约，最能达到行政法控权的目的。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精辟地指出:“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实体法，而是程序法”0其是在当今立法中，公法和私法融合，行政机关大量介人传统的民商法领域，大量的关于行政机关管理职权都规定在经济法中，行政法更是以程序法为其主要内容。⑤在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事务法中，行政法追求的不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内容及其手段正确与否，而是防止权力在运用这种手段的过程中被滥用，并以有效的方式来监督权力的行使。经济法追求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内容及其手段的正确性，主要体现在市场主体实体权利义务的分配上。

　　在国家管理经济中，经济法主要是通过实体法规范(设定行政权力的内容)来实现政府管理经济的目标，行政法主要是通过程序法规范(设定行政行为的程序)来实现政府管理经济的目标。相对于以行政程序法为核心的行政法，经济法重在规定市场参加者经济上的实体权利义务并对行政机关授予行政权力。因此，经济法和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角色分工和功能配合类似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分工和配合。⑥另外，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综合地运用民事方法、行政方法、刑事方法对经济生活进行事先、事中、事后的全面干预与监控。其中民事救济方法的补偿性、滞后性、被动性已经不能适应经济法的目的和宗旨，而刑事方法作为最后的、不可避免的调控手段，应当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遵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因此行政方法成为经济法基本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作为公私法融合的产物，在实施的过程中，其私权救济部分通过民事诉讼实施，其刑事制裁部分除独立性地分散在立法外已归人刑法典，均通过刑事诉讼实施，而其基本的实施方式则是行政诉讼。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法与行政法构成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⑦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历了政府(国家)本位阶段、个人本位阶段和社会本位阶段，与此相适应，法律和法律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以行政法为主到行政法体系逐步分化，民商法、经济法等法律日益从中独立出来的历史。在当今市场社会条件下，经济法与行政法作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应该摒弃传统的“地盘”观念，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共同促进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注释:

    ①漆多俊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9-40页;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②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09-122页。

    ③刘大洪、吕忠梅:《现代经济体系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

    ④⑤[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序言》，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⑥谢增毅:《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角色分工和互动作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⑦胡小红:《经济法学视野中的行政法》，2000年法制史学会年会交流论文。

作者：马荣辉 赵传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