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成功办理的一起医疗侵权案件
2006年3月，我接受原告周××委托，代理周××起诉被告××医院医疗侵权案件，案件事实经过如下：2005年11月5日，原告周××的母亲徐××，现年60岁，因患双侧甲状腺囊肿（经过被告的诊断），于2005年12月6日12时40分，入住被告外二科，根据被告要求进行相关身体检查，无异常情况下，被告安排12月9日10时00分进行摘除手术，原告方要求由被告方李××主任主刀，并获李主任同意，原告按被告方通知做好了手术准备，但9日10时原告母亲按时来到手术室门前，因李××主任未到，原告母亲一直在手术室外等候，在护士告知李××主任来到，要求患者进入手术室后，患者于11时55分步入手术室，术前患者状态良好。患者家属张××（原告丈夫）一直在手术室门口等候，13时27分，被告外科有关领导招呼患者家属张××进入手术室办公室，李××主任等告诉张××，患者徐××已死亡，原因是全身麻醉意外抢救无效。经××公安局法医学鉴定中心的《尸体检验鉴定书》认定，徐××是因为生前患有严重高血压病、心脏疾病-冠心病，在外界因素刺激下急性发作而死亡。
经过律师大量的调查取证，并咨询相关法医学专业人员，组织形成的充分有力的证据链条，同时，鉴于目前医疗事故鉴定程序上的不合理现状，在提起诉讼的案由处理上，原告以医疗侵权为诉讼案由，从而避免了医疗事故侵权所可能带来的麻烦和障碍。最后法院判决被告××医院赔偿原告13万多元，维护了死者家属的合法权益。
附本律师的代理意见
代 理 意 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律师事务所的委派，接受原告人周××的委托，担任其诉讼代理人，依法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提出以下代理意见，请合议庭参考。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之规定，医疗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本案原告已经证明了受害人在被告医院接受治疗和受到损害的事实，被告应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本案被告对此未能提交充分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并且推定被告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应向原告承担医疗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2、被告向法庭提交的死者徐××病历存在如下问题：
（1）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病历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被告程序违法，病历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瑕疵。
（2）被告提交的患者病情交待知情书的“预后”一栏中存在明显的事后添加的内容。证明病历的真实性存在瑕疵。
（3）被告提交的患者护理记录单，与原告在患者死亡当时从被告处复制的护理记录单之间，在关于时间点、血压和心率的测量值、用药、患者心跳停止的时间等方面自相矛盾；而且被告提交的患者护理记录单与出院记录之间，在上述几方面也自相矛盾。证明病历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瑕疵，既不能真实准确地记录手术全过程，也不能作为证明其无过错的有效证据。
2、被告的医疗诊断存在过错。
（1）被告对死者实施手术前进行的心电图检查显示“未见异常”，但是，××地区公安局法医学鉴定中心的尸体检验鉴定书认定：死者生前患有左心室肥大，心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伴斑块钙化，冠状动脉狭窄Ⅰ~Ⅳ级（以左主干及左前降支为著），死者生前患有严重高血压病、心脏疾病-冠心病。按照医学常识，对于年龄在60岁左右的人群来讲，患高血压、心脏病的可能性比较高，特别对于患有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来讲尤其如此，在实施外科手术之前，医院应当非常谨慎认真地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对于很多冠心病患者来讲，在未发作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一次心电图很可能检查不出真实病情，而应当使用几种常规的检查手段综合诊断、分析，以便排除实施外科手术的禁忌症。
（2）被告在法庭质证中主动承认：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但是认为因费用很高，患者不必要做，费用也承受不起。显然，被告也承认除了心电图检查以外，医院方还有更有效的检查手段，但费用问题不应成为被告未查出病情的理由，假如被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要求患者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而患者因费用过高而主动放弃，那么也许可以适当减轻被告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中被告从未询问过患者，凭什么知道患者承受不起费用，也不必要做此类检查呢？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也缺乏应有的严谨和认真的科学态度。而且被告在法庭质证中还承认，在冠心病诊断方面，医院还有进行心脏B超检查、平板运动实验等多项检查手段，但是被告都没有使用。因此被告的医疗诊断存在严重的过错。
（3）被告在法庭质证中承认：如果发现患者患有心脏病，院方会暂缓进行手术，先对患者进行治疗，再根据病情决定是否实施手术。显然被告也承认如果患者患有严重心脏病，是不能进行手术的，但正是由于被告的过错，未能检查出患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从而盲目实施手术，最终导致了患者死亡的后果。
（4）被告在法庭质证中提出：对××地区公安局法医学鉴定中心的尸体检验鉴定不予认可，理由是根据我国的现状，法医学的尸体检验与临床诊断存在50%的差异。我们认为被告的辩解缺乏科学严谨的态度，对死者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难道一个差异率，就可以免除你理应承担的严重过失吗？如果医院有了过错，就以差异率来解脱自己，那么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显然，被告的辩解是极其荒谬的，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5）被告辩称：医院对可能的死亡后果已书面告知原告，手术同意书属于合同性质，被告不承担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合同中约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
3、本案原告母亲徐××的死亡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喀什地区公安局法医学鉴定中心的尸体检验，认定死者徐轶生前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和心脏疾病-冠心病，在外界因素刺激下急性发作而死亡。所谓“外界因素刺激”就是被告实施的全身麻醉，正是由于被告实施的全身麻醉的医疗行为，直接导致了手术患者的高血压和冠心病急性发作而死亡，二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被告在实施手术之前未尽到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未能检查出死者生前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贸然实施了全身麻醉，导致患者高血压和冠心病急性发作死亡。被告存在过错，且其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被告应对其过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我们想说的是：生命是无价的，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被告应当吸取教训，加强治疗和管理水平，防止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代理人：××律师事务所
王强 律师
二OO六年六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