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累加后达到起刑点具备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有三性，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一般体现为犯罪数额。任何行为，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单个诈骗没有达到起刑点，是违法行为，但多次诈骗，便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达到规定的起刑点就具备了社会危害性，可以认定为犯罪。持不能累加的观点忽视了事物量变质变的原理，机械地理解和运用连续犯的刑法理论，客观上放纵了犯罪。
第二，累加于法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最高法院发布）第九条规定：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这里的“扣除”，就是累加后的扣除。没有累加，何来扣除。从通篇文字表述的格式和意思，诈骗数额也应当理解为累加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二项规定，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种累加的观点：多次诈骗中，如果有一次达到起刑点，则其他次数的诈骗数额方可累加，否则不能。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累加方法。一次达到起刑点其他方可累加，与每次均未达到起刑点累加，性质是一致的，都是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发生质变的情况，与其中一次诈骗达不达到起刑点没有本质的区别。（南昌铁路运输检察分院·赵征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