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指出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携带集资款逃跑的；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这一规定对于司法实践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解释的落脚点都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上，似乎给人一种错觉，只要是集资款无法返还都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容易导致客观归罪。此后，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3条规定，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集资款，造成数额较大集资款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集资款的；（2）非法获取集资款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集资款的；（4）使用骗取的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集资款、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集资款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集资款的；（7）其他非法占有集资款、拒不返还的行为。该《会议纪要》强调：“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刑法理论对“非法占有目的”的阐述，以及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看，在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的情况下，要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两方面进行判断：一是从吸收资金当时行为人的具体状况进行判断，如果从当时的情况看，行为人以后根本没有归还的能力，则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从行为人筹集到资金后对资金的运作方式上来判断，如果行为人吸纳资金后并没有进行经营活动，或者进行的是违法经营活动，或者虽然进行了合法的经营活动但是所使用的资金只占整个资金的很小一部分，就可以判断出行为人没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也即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司法机关在处理实际案件中，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具体分析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做到准确定性。
目前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案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例如，行为人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了大量款项，但并未有个人挥霍、归还债务、从事非法活动等典型行为，而是将主要集资款随意投资生产经营项目，投资后对项目又不做进一步的管理，听之任之，最终致使投资款亏损，对于此种“经营”行为，是否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各地法院处理差异较大。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它属于一种任意性的处置行为，如果行为人在随意投资时对亏损的后果是明知的，且行为人案发前不具有归还集资款的能力，则可认定行为人已不具有归还集资人款项的主观意图，对集资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否则，如果集资人对所投资金履行善良管理人的义务，仅因商业风险而导致投资的损失，则不能认定为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
非法集资是一个动态持续过程，有的行为人开始阶段是只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但随着归还能力的变化，在集资过程中又产生了非法占为己有的故意。《会议纪要》指出：“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非法集资或者在非法集资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资金的故意，均构成集资诈骗罪。”把握这种犯意，除考察行为人有无携带集资款逃跑、挥霍集资款、使用集资款进行犯罪活动和拒不归还集资款、采取各种手段逃避返还集资款的情形外，关键应考察大量集资时是否有归还能力。在非法集资过程中，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还大量集资的，可确立为犯意的转化点。对此，可从犯意转化阶段，行为人的资产状况、利率、金额和集资资金投向项目的预期效益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行为人已经处于亏损经营，又无归还的资产保障，非法集资的利率高、金额大，所投向的经营项目预期收益一般甚至根本没有效益，根本不具有归还集资款的能力，可以认定为此阶段犯意发生转化。犯意转换点非常明显的，前一阶段的行为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转化后的行为定集资诈骗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