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教过语文，在大学学的是语言文学专业，职业是编刊工作，兼任过出版社的审读工作，对汉语言文字一直很感兴趣，从事法学研究时，习惯于从文字语言切入一些问题。我参加这个会议，一是因刘大生教授的推荐，二是因宋北平秘书长的邀请。我感谢他们两位，感谢会议主办方、承办方，让我有了这一次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我只谈一点思考。   　　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法律语言规范化，但我的文章的标题中写的是“法语言问题”，这有些对不上号。文章原初的提要用电子函形式呈给宋北平先生时，宋先生给我回函，建议说：“可否使用法律语言而非法语言这个概念。因为无论法学理论界还是法律实务界，也包括语言学界，据我有限的了解，没有人使用法语言的概念，都使用法律语言的概念，除了新闻界偶尔使用法言法语的概念。当然，如果能够论证法语言优于法律语言的概念，而又必要推翻之，则另当别论。”我很感激宋先生很善意的建议，但我还是回函说：“我力求区分法与法律、法语言与法律语言、法言语与法律言语、法话语与法律话语等概念。法与法律概念不能区分，并导致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不能区分，正是中国法语言和法律语言中的严重问题之一。我拟写此文的一个目的，就是想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并提倡区分这些概念，以促进法语言和法律语言的表述准确。”我提倡区分法和法律、法语言和法律语言等概念，并不是要用法的概念取代法律的概念，也不是要用法语言的概念取代法律语言的概念，而是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区分法与法律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进而区别法语言和法律语言、法语言学与法律语言学、法学与法律学、法学教育与法律教育等许多的概念。   　　“法”和“法律”应该是两个词，代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我们现在的法语言中、法律语言中或法学语言中，“法”与“法律”之异同及其关系不仅是极其模糊的，而且是相当混乱的。新近何勤华等人著有《法律名词的起源（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一书，其首条所列就是“法和法律”。专条列出“法”和“法律”以谈其起源，应该是充分认识到了“法”与“法律”的异同。撰稿人陈兵所撰写的考释中，一上来就谈法学界对“法”和“法律”的形义区别。其中考释中国法学界对西语中“法”和“法律”的形义区别研究，其结论性表述是：“德语Recht及其他语种相应的字是指抽象的、广义的法律或实质意义的法律，即汉语中的‘法’；德语Gesetz及其他语种相应的字是指具体的、狭义的法或形式意义的法，即汉语中的‘法律’。” 明明知晓“法”和“法律”是不同的，但偏要说汉语中的“法”是指抽象的、广义的法律或实质意义的法律；汉语中的“法律”是指具体的、狭义的法或形式意义的法。简化这样的话，其大意应该是汉语中的“法”是指某种法律，汉语中的“法律”是指某种法。这样的话语只能让人越读越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说法就是法，法律就是法律呢？   　　不直接说“法”，偏要说“抽象的、广义的法律”；不直接说“法律”，偏要说“具体的、狭义的法律”，不仅是语言表述上的累赘和麻烦，更重要的是对“法”和“法律”的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乱，进而还造成了相关概念的淆乱。   　　另一个法语言问题的例子是“权”和“权力”的模糊淆乱。   　　“权”与“权力”有很大的区别。“权力”是power，“权”不是power，一定要用双音节汉词（双汉字词）做表述，勉强可以把“权”称为“职权”。但是，中国法语言的现实是，“职权”中的“权”一般也是被理解为权力，被理解为power。 所以，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检察权、监督权、警察权、教育权、领导权之类概念词语中的“权”往往都被理解成power，都被理解成了支配性的威势和强权。其实，这些概念词语中的“权”都只是“权”而不是“权力”，都应该只是基于职能的事物处置之权（职权），而不是基于强力的支配权力（power）。其中唯有“立法权”，假如从立法权属于人民的角度理解，应该是一种支配权力；但当“立法权”被理解为国家立法机关的职权，其中的“权”还是应该被理解为基于职能的事物处置之权。当然，如果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说，把立法看做是社会各种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的较量机制，立法之权就更应该被看做是“权力”（power）而不是“权”（职权）。   　　法和法律不分，权和权力不分，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   　　假如我们明白“法”与“法律”的区别，在称“宪法”的同时称民事法律为“民律”或“民事法律”，称刑事法律为“刑律”或“刑事法律”，那么，宪法之为“法”，其他法律之为“律”，就可以明白区分。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区分法和法律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学生试着改写宪法和民法之类的名称词语。我们明白，宪法之“法”是难以改写成“法律”的，但民法、刑法、行政法之类中的“法”是可以改写成“法律”的。这就是说，宪法之“法”不是“法律”的简化，而民法、刑法、行政法之类的“法”其实是“法律”的简化。但是，当我们把许多简化的“法”与非简化的“法”混在一起，就会误导人以为宪法之“法”与民法、刑法、行政法之类的“法”是相同的东西。所以，区分“法”和“法律”，区分“法学”和“法律学”，将宪法研究称为一种“法学”，将法律研究称为“法律学”，就会减少许多理解和操作上的困惑。   　　语言词汇的模糊混淆导致有关概念的模糊混淆，进而导致言语淆乱和话语淆乱，再进而导致职能权责方面的淆乱。“权”的本质是职责，“权力”的本质是支配。当把“权”理解为“权力”，我们就忽略了职责而只重视支配，因而国家机关各级部门的职责分工就成了自上而下的逐级支配，法制因而成了强制，法治因而成为力治，力的掌控者是人（包括个人或团体），力治也就成了人治。中国的法制往往成为强制，中国的法治战胜不了人治，尽管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权”和“权力”的混淆，罪莫大焉。   　　“权”与“权力”的混淆往往因为牵扯进“权利”而更加复杂紊乱。例如，我们说 “话语权”，我们就很难判断其中的“权”指的是权力、权利还是权。   　　造成今天法语言诸多问题的原因，应该是多层面的。   　　一是社会变迁造成的语义变化，社会低层平民进入社会上层成为统治阶层，社会话语随之发生重大改变，词语或者对词语的理解亦因之大变。由秦入汉如此，由民国入共和国亦是如此。   　　二是语言词汇的移植，将西语词汇译成汉语词汇的，先是日本学者，西方词语主要是经由日本学者的汉字词化，逐渐引入中国的。日本人以汉字组词译介西方词语形成的词汇，有的可从汉字推出其义，有的离汉字原义很远，有的则变乱了汉词的原义。   　　三是汉语改革运动。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承办的会议上说这一点，我是在班门弄斧。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之所以不习惯于把“法”、“权”这样的单音节词（单汉字词）用做概念词语，是因为汉语改革运动已经使我们不习惯于使用单音节汉语词，而习惯于使用双音节汉语词（双汉字词）。但当我们将双音节汉语词作为词素另组新词时，出于习惯和便利，我们又往往将这双音节词缩减为单音节的词素。所以，我们不习惯于用“法”、“权”做概念词，而习惯于用“法律”、“权力”做概念词，但用“法律”、“权力”做词素组造新词时，我们又习惯于将其再缩减成“法”、“权”。这样一种习惯于主要不是源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受，而是源于从民国到共和国的汉语改革运动。   　　法语言的存在问题原因很多，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需要针对各种原因着手。社会变迁已然发生，已成历史，无法重新改过，也无需重新改过。汉语改革造成的的影响作用也难以改变。解决法语言的存在问题，首先需要我们法学人和法律人意识到这方面存在问题。假如我们的法学学者总是觉得把“法”和“法律”作为两个概念词不如说“广义的法律”和“狭义的法律”更有学术味、不能更有效地体现自己的学问和学识，那么，法学学者的教学和研究就只可能越来越增加“法”和“法律”等概念词语的混乱，他们的教学和研究影响到法律界，法律人也就会越来越分不清“法”和“法律”的异同。   　　因此，法学人自己觉悟到这方面存在问题，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首要条件。自觉认识到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法学学者无论教学还是研究才可能注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假如要提点具体的建议，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在我们使用概念词语的时候尽可能不要简化“法律”、“权力”、“权利”之类的词语。如果一定要简化，就要认真研究如何简化。中国词汇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概念性名词偏正结构者居多，而偏正结构的词，后一词素才是主词素。因此，“法律”的主词素应该是 “律”，“权力”的主词素应该是“力”，“权利”的主词素应该是“利”，“职权”的主词素才是“权”。所以，如果一定要简化，“法律”应该简化成“律”，“权力”应该简化成“力”，“权利”应该简化成“利”，职权则可以简化成“权”。如果认为我的分析不准确，这些概念词语的词素结构需要更认真的分析才能确定主次，那么，请在分析明白认识清楚之前，不要贸然地简化。所以，民事法律既不要简化成“民律”，也不要简化成“民法”，完整地表述为“民事法律”是最恰当的。刑事法律、行政法律之类也同样。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卜安淳，男，南京高淳人，现任江苏警官学院学报主编，编审，二级警监，兼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法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