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是一个复杂的术语。德国16-18世纪，“Policey”是指“国内公共管理”，意义很广泛，不是指狭义的警察。19世纪尤其是1830年，“警察法”的出现，“Policey”被限定为防止危险的“警察（Polizer）”。在日本，“所谓警察，在学术上是指为维持公共秩序而限制私人的自由和财产的权力性活动。”公物警察权之警察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最广义的警察权）使用的。我国民国时期的行政法学与德日一脉相承。只不过“警察”又经过多次词义变化，逐步缩小含义，最终精确到了特定的警察机关，狭义的警察权因此产生。但我们不能苛责古人，说他们用错了“警察”一词。
尽管“公物警察权”的得名是因为警察手段而不是警察机关，但是警察一词含义的缩小，已经直接影响到理论上对于“公物管理权”“公物警察权”和“基于公物利用的治安警察权”三者的边界的认知。在日韩行政法学界，普遍有一种误区，不是从公物警察权权力的手段和内容区分权力的性质，而是单纯从权力归属主体将有关权力二分为“公物管理权”和“公物警察权”。但是同时又认为二者作用上有“竞合”，这些观点的实质正是对几种权力的属性模糊造成的，需要在研究中加以纠正。
警察权的语义变迁问题，可以参考《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施托莱斯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第5页；《行政法》，盐野宏著，《行政法》，盐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59页。台湾学者陈新民的《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也有论及。
公物警察权的研究价值必须与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研究结合起来看。“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调整为动宾短语，就是“相对集中城市管理领域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和“城市管理领域行政处罚权”实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过去的研究，仅仅研究“相对集中”四个字，所以从来没有得出过正确的结果。而基于“公物警察权”的研究，则是首先着眼于“城市管理领域行政处罚权”，进而带动研究“相对集中”有无可能性、必要性和科学性问题。
公物警察权理论本来是附属于公物法理论的。如果没有“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这一现实中的“制度创新”，公物警察权实际上分散于各个行政机关，仅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法规内容，也许并无特别研究的必要。然而正是现实立法和执法中既然相对集中了一部分保护城市公物的公物警察权，而且“集中”得如此低级，如此乱七八糟，执行中又如此稀里哗啦，那就不得不专门研究一下这一小部分“公物警察权”，看看如何“相对集中”会更为科学一点，执行效果好一点。
刘建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