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法学的会议逐渐讲起“档次”来。我这里所说的“会议”仅指学术会议，不包括中国法学会开会那样的纯官员会议，它与学术无干，它只是为分配小顶子或宣示权力而开。在我的记忆中，法学学术会议原来并非如此，开会者追求的是学术。我最早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是在西北政法学院开的“全国青年法学家会议”（1985年），会议完全是以文取人，会上未见一个“上档次”的官，大家并没有感到“失落”。1986年由苏州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在苏州阳澄湖饭店（阳澄湖大阐蟹的原产地）开的“中国法制建设理论讨论会”也是如此，会上也没有上档次的官员，但是全国法学各学科的顶尖人物大部分都到了场。这两次会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会议的学术水准远不如今天，但是，大家都是为学术而来，争论的是学术问题，学术很神圣，这些非常清楚。
但是渐渐的，会上的官员多了起来，他们常常成为主席台的主角，而且到会官员的级别悄悄地成了评价会议的重要指标。所谓“规格”、“档次”无非是到了什么级别的官员。市长、副市长（不包括直辖市市长，那样的级别对于一般的法学学术会议是高不可攀的）一到，档次就上去了。偶尔来了一个直辖市市长、省长（当然是排名最后的副职那种），那个“格子”可是顶到天花板了。你看看现今许多学人写的所谓会议报道，不就是数几个顶子么？在数正规顶子的时候，不在册的学官当然也不会被冷落，不这样，人家不舒坦。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看到这一现象。记得在杭州宪法博士生论坛上见到韩大元先生，他好像也有同感，并且准备在未来宪法学学会开会的时候不请官（没有与韩先生核对，如果记忆有误，请海涵）。
我认为这是学者缺乏自信的表现，是学术的社会地位下降的表现。如果学者自信，本无需借重权力来抬高自己；如果学术的社会地位高，那就当是这样一种景象：有权人开会的时候，他们会找几个教授去坐主席台以“提高档次”，而不是相反。这一现象同时也是权力对学术同化的结果。学术本来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学术行为追求的是知识，而不是名位；学术行为是交流与论辩，而不是“排座次”；学术行为的力量在于同行的认同，而不是政治地位之高低。如今的学术行为方式，表明它已经权力化了，学术被掏空了。
学术会议以官阶为标准这种风气是十分有害的，它的结果是淡化了会议的学术味。说实话，现如今的学术会议我是不大愿意参加的，除了见见朋友外，几乎就是浪费时间。如果运气好，碰到有自知之明的官员，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露一下脸就走人，还好；如果运气不佳，来了个衙内或暴发户（最倒霉的是碰上自以为很懂法学的人），他自以为是来作报告的，将学术会议的主人当成了他的属下，你就得将耳朵塞起来，或者练一练“闭听瑜珈”。记得1996年深圳开法治讨论会，上午第一时段是一个官员讲话，出于礼貌好不容易坚持下来，心想第二时段该有些“干货”了。谁知仍复如此，换了个我认识的法学界不入流的混混（因为他转行在深圳为官，一下子就有了水平了）作报告。为了防止心脏病发作，我不顾体面，悄悄溜出来欣赏深圳大学的旖丽风光。我一出来，郝铁川兄也尾随而出，看来他也没有“定力”。我们两个散步时讨论的那些问题，相信比那个报告的水平要高得多。最大的收获是，那些个高大挺拔的王棕，成为我脑海中永远的美好记忆。
这样的评判标准也会降低学界的社会声誉，特别是降低学界在权力圈子里的影响力。您想想，如果您是省长，到会的专家们在听他的厅长作报告，而且唯唯诺诺，他会相信您讲的东东么？他会对学术产生敬意么？
这样的评价标准还会对年轻学人造成不良影响。您看，现在年轻学人闲聊学术会议时，内容无非是来了什么大佬，吃了什么珍馐，外加观了什么风景。至于会上讨论了什么，大家争得如何，某某有何惊人之语，看到什么眼前一亮的论文，那是很少听得见的。
当然，从会议主办者的角度观之，有时候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想拿点赞助，因为有官必有钱。对此，我表示理解。不过我也建议，对于出钱的官员，给予礼节性的尊重就可以了，不必太过张扬，以免喧宾夺主。
对于那些纯粹为了攀比档次请官员的会议主办者，我建议改变一下思路：学术与官员没有关系，不给钱，请止步。要提倡一点学术自尊，他做他的官，您办您的会，何必自矮三分？拥有知识者未必比拥有权力者低贱。我们能不能学习一点美国学界的精神？那怕学习一点美国普通公民的眼光？总统是公民选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没有胆量对付奥巴马，小视一下阿拉巴马州××town的town长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