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中国法律顺利带进21世纪，有很多事
  要做，诸如立法的、执法的、体制的、观念的等等。但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出发，
  我以为，我们的困境在于没有树立法的信仰，出路也在于必须确立法的信仰。正
  如黑格尔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竞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
  的都装饰的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1]“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
  形同虚设” [2]法信仰是整个法理学中的最高问题，是法实施、法功能、法价值、
  法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社会必须呼唤法信仰。
  有很多浅显的事例和民众对法的体认很能说明问题，值得我们身陷书斋和学
  府里的学人深思。为什么发生纠纷，怕打官司？为什么诉讼法院，没有关系心里
  就没底？为什么由于人为的因素干扰可能导致该赢的案子嬴不了？为什么官司打
  赢了，费时费钱，然而却执行不了？为什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在实践中当官
  的犯法与平民犯法就不同罪？为什么少数执法人员一面执法犯法，吃了原告吃被
  告，权钱交易，另一面却在大呼要严惩腐败，要维护法律尊严？神圣的法律蒙上
  了耻辱，公平受到了玷污，“社会医生”成了扼杀公正的刽子手，社会对法律的
  不信任加据，法律还真的有用吗？法律还真的能成为人们自觉的信仰吗？我们用
  什么办法来唤醒民众的法信仰？前些年，对传统法文化的反思研究，普遍有种论
  调，甚至怪罪中国人法律意识低，权利观念不发达，不好打官司。这是对的，然
  而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随着普法的深入，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会
  打官司，而且也有钱打官司了。因而今天我们的认识也得拔高一步。真正困绕我
  们法治建设的深层次障碍到底是什么？我还是认为障碍来自中国民众法信仰的缺
  失，是我们对法律的严重不相信，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可能前功
  尽弃，本意用来调控社会的法律、法规有可能变成废纸一张。
  从根源上看，中国社会深受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而传统文化的主旨是要达
  到一个无法或超法的“道德理想国”。由于没有西方社会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
  奠定了的把法律等同于正义、民主、权利的至上观念，没有经历西方法律推崇自
  然法、推崇契约理性精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土壤，因而从古自今中国欠缺崇尚法
  律、信仰法律的传统精神就不足为奇，即便历史上曾宣扬过法的重要性，出现过
  法家“以法治国”“以法为本”的倡导，然而这种法却是君主治民的工具，是一
  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法”、“刑法”，本身没有公平、民主的意味，当然也
  很难升华为民众的信仰，必然“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为盛世所不尚” [3]  。
  对此，梁治平先生尖锐指出过“我们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那种，毋宁
  说‘它们不是法律，而是压制法律的东西’。它是执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
  罚的礼” [4]另外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中普遍存在重经验、重实在，轻理想、  轻抽
  象的思维模式，推崇经世致用，怀疑主义和理性精神欠缺，宗教情结淡薄，终级
  关怀虚无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当西方法流传到中国
  时，却被我国传统的经验──实用型思维方式作了形而下的处理，‘法’被扭曲
  为‘法律’，或者说，经过处理之后，作为精神和信念的‘法’淡然无存，留下
  的只是作为具体制度的‘法律’”。 [5]  一个没有宗教情结的民族对法律的发展
  到底是利还是弊。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在法律具体的运作中，政治结构的不
  合理，政权权力的无限扩大压抑着法律的正常发挥，权力与法律的争斗交错，法
  律与政策、法律与党的作用混淆都可能使法律沦为权力的附庸或政策的补充物。
      笔者深深感到，社会制度的建立并不能保证法治的到来，法律体系、法律条
  文的完善并不代表法律的实现，有了法制，并不等于就解决了法的理想和信仰，
  不等于预期的理想状态会转变为现实。就今天中国的法律运作现状而言，虽说，
  每个公民都生活在法律之下，但还并不意味着法律与他们的生活就密不可分了，
  仍有一部分人漠视法律的存在，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在被动地体验着法律。优越的
  社会主义制度仅为法制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法信仰、
  法观念并不没有，也不可能随一场革命的成功而得到改变，在背着封建自然经济
  和“人治”传统的包袱进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我们的法观念和法信仰仍是很落
  后、很幼稚的。在我国超前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和落后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书
  本上的法律制度和行动中的法观念、外在的法规则与内在的法信仰仍存在着很大
  的落差与断裂。因而我们通过大量批发法律出台不是根本的解救办法；在法律的
  实施中，抱怨体制不合理、经费不独立也不是必然解决法律危机的出路。不解决
  人们对法律的严重麻木、冷漠，任何良好的宪法和法律都完全有可能成为漠不关
  心的牺牲品。正所谓“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
  陷，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 [6]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法律发展的历史，没有法律，人类就无法维系当下的
  社会，失去对法律形而上的信仰，人类则无法面对未来的世界。我们不难设想：
  如果中国社会缺少法律的信念、理想和精神，公民失去对法律和法律机构的信任；
  如果我们体制的大厦不是建立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如果一个临时决定、一个领
  导人的讲话都可优于法律；如果民众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坚实保护；如果我们只
  能靠乞求于长官的开恩或流行于玩关系的话，那么任何法制的完备、法律功能的
  实现都只能是一句空话，依法治国也只能化为乌有。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一
  种秩序和一种统治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藏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
  代表了一种理想信念和文化力量。人类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必须对法律
  存有信仰，只有外在的法律诉之于人性，符合人的心理或情感，并从内心敬重法
  律、信仰法律时，法律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并发挥作用。“没有信仰的法律
  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7]  “法被信
  仰，我们就不必担心法律得不到普遍的服从和贯彻实施，也无须考虑公民的正当
  权益得不到保障，更无须怀疑任何个人、团体甚或国家政府的违法行为得不到纠
  正和惩罚”。 [8]“只要法律还没有被看成是坚固的堡垒，  以阻止实施任何与法
  律相抵触的国家决定或党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遵循什么样的战略设想或
  高尚动机，社会就没有避免重复出现悲惨事件的保障” [9]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观念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已经为中国法信
  仰的确立创造了必要的外在条件，高举法信仰的大旗，是实行依法治国的理性决
  策，是21世纪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出路。所谓法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要表现出一
  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
  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切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在中国现阶段，
  实现法信仰，必须解决以下实际问题：
  一、关于法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法学研究的痛苦是常存的，改革前我们的痛苦来源于怀才不遇，无力展示自
  己的智慧和才华，而现在我们的痛苦则是无言的失落和无奈。在长达数十年“苏
  式法学”的桎梏下，在“我注六经”式的教学科研中，法学家的灵气和才华被一
  点一点地消磨殆尽，法学还是落得一个“幼稚”格局。笔者留意我们的法学研究
  方法要么划地为限，脱离实际，坐在书斋里根据那些经过过虑的材料数据进行研
  究，要么研究得精深难懂，中国问题西方化，简单问题繁杂化，启蒙不足、真情
  不够。
  法学严格说来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脱离时践、脱离民众的贵族法学是
  没有多大生命力。凭着书本治天下，不对现实法律问题进行“望、闻、问、切”
  的诊断，不是中国法学研究的正常方法。不可思议，当我们的法学家还在争论着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社会却已需要健全完善的经济法对社会进行调控；当腐败
  蔓延、民愤较大时，我们的一些法学家们却还在大谈特谈腐败的多元定义和法律
  特征；当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时，我们仍纠缠着法的阶
  级性不放，拿着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主义法进行鉴别。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
  叫人难堪和尴尬呢？  在法学研究中，我深深感到，  有些问题我们是走了一些弯
  路，费了很多时间；有些问题我们没有把握住问题的中心，高调离谱。
  改革开放的十七年，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自鸦片战争开始现代化进程以后的
  全部苦恼和追求，希望与挫折，失败与探索，转型期的法学问题，实际上就是中
  国社会许多问题和矛盾的集结点。今天的法学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会，解决
  和回应转型期法律实践出现的新问题，回答和研究推动中国法制建设的增长点，
  以案说法，以实证调查为依据，无论如何我们应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我们再也
  不能熟视无睹。法律是为适用而制定的，我们应根据法的目的、功能来理解法律，
  法学家一定要解答清楚为什么人类需要法律，什么样的法律最适合人类的生活，
  不回答这些问题，怎能有法的信仰呢？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经世致用”，本身散发着一股实用──功利的味道。因
  而中国的法学家又何尝远离过现实呢？问题是法学家一旦走进现实，为弘“道”
  而走进势，可是，“道”一入“势”，尚未治“势”，却先被“势”治，其“道”
  也就无法再逃避政治的强制整合。中国的法学家独立人格散失，只能是在国家权
  力的设定下，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特别是法学家的身份被买办化或官方化，
  以学问问鼎政治，并且身体力行，那么学术上的独立自由精神就会陷入夹缝中作
  苦苦挣扎，就可能被困在主流社会的体制内从事被动的精神运作，这是十分可怕
  和可悲的。套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体研究》中的话分析“思想活动乃至整个人
  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了”。
  “光是思想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10]今天
  的社会不再是“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时代，法律要取得社会信仰，博得民众
  尊敬，重在让民众了解、知晓法律。当我们的民众不知权利为何物？不知法是什
  么时？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们的法学家是够格的，更不能说我们的研究是为社会
  所需要了的。西方法学的勃兴和繁荣，得力于法学家们对权利、正义的关注，得
  力于自然法思想推崇社会契约、人民主权、法律平等的启蒙。没有法学家们对民
  众法律意识的启蒙和唤醒，很难确立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罗马法学家就没有罗马
  法。中国民主法制传统较少的事实，中国的法学家们远没有完成法律启蒙的任务。
    法学应是人学，关心人的权利，关心人的生存，关心人的利益，  应是法学研究
  的重点。中国法学不是争鸣多了，而是没有论战，不允许争鸣。没有好的学术氛
  围，没有形成众多的法学流派和法学声音，法学研究不景气，又怎能形成法信仰。
  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拓荒阶段。因此对中国法学的研究，一方面是
  要面对活生生丰富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是要超越现实，进行法律的启蒙教育。
  二、关于立法的亲合力问题
  人们对法存有信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们需要法律，亲近法律，是实际感
  知了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要保证这点，在立法时必须民主，
  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马克思曾说“如果认
  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
  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11]法国著
  名思想家埃蒂耶纳.卡尔的话也很有道理“在穷人心目中，  法律只是非正义和压
  迫的产物，他们又怎么会热爱和尊重法律呢？因此，贵族们虽然从自己的利益出
  发不断地宣扬法律如何神圣，要求人们尊重和服从法律，却完全是徒劳的；事实
  是人人都在千方百计地规避法律，只有施加威胁，运用刑罚，采取暴力，法律采
  勉强得到执行” [12]如果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如果法律不符合“法”的要求，
  如果制定的法律本身就违反了民意，毛病重重，那么要求人们服从法律，信仰法
  律，也只能是天真的幻想，“恶法非法”，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能有法律权威的。
  “只有这些法律总是以自然和理性为依据，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且都是经过大
  家的讨论，每个人都了解法律草案的目的所在，在得到普遍的赞同以后才制定的；
  这种为人民所拥护、反映了人民愿望的法律，人民当然总是怀着愉快甚而自毫的
  心情来执行” [13]只有使我们制定的每一部法律得到了民众的深层认同和积极共
  识，成为人们强烈的情感要求和理性趋向，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才能唤起
  人们的崇敬和信仰。
  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背后的价值资源都来自一个终极存在，
  在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公民们之所以普遍遵守法律，与其说怕惩罚，倒不
  如说认可这些法律代表着普遍律令，反映着一些基本权利是天赋的、不证自明的
  规律，法的合法性是与它的终极价值相联系的，在于人们对终极价值的认同，倘
  若神圣的终极价值日益受到亵渎，社会不复有共同的终极信仰，无所凭籍，法律
  最终会失却它们的神圣性和合法性。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参与立法本身就是体现当家作主的重要表现。
  我想，当我们的民众把自己的生活溶进法律的活动中，亲自体验法律、感知法律，
  对法律的信仰自然而生。法律远离大众，从开启立法机器时就离开了民众的参与
  支持，法律拉开了与民众的距离，法律越来越职务业化、精英化，有利于法信仰
  的实现吗？
  三、关于司法的体制与实际操作问题
  西塞罗说过“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  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
   [14]我说法律好比政治汪洋中的一条船，其任务是搭救落水的人，我还说执法者
  好比一盏灯，周围越黑，则灯光要越亮。社会有纠纷、矛盾，人们才需要提交公
  正的司法机关裁决，因为人们相信“法者，平之如水”。问题是，徒法不足以自
  行，法律必须要人去操作。我们的执法人员本身不懂法，本身知法犯法、徇私枉
  法，同罪不同罚、同事不同理、同错不同纠，法律只捞住小鱼，而不能网住大鱼，
  这是对法律权威最大或最直接的伤害，这样的法律、这样的执法人怎能叫人们心
  安理得相信呢？“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个社会机体就可能产生溃烂
  的伤口，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
  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有可能严重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
  维护”。 [15]失去对法官、检察官、警察和法庭的信任，那么人们就不会产生对
  法律的巨大热情，从而也不会把法律当作神圣的东西并加以信仰。 
  执法人是法律业中最重要的活动主体，是法律得以运转的运作者、操纵者。
  实现法的信仰，首先最根本的出路是要解决执法人的法信仰。正所谓“生殖与灾
  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 [16]作为执法者，身穿国家制服，代表国
  家形象，除了一手拿着宝剑以制裁罪恶，更重要的一手是要握着天平以教育人民、
  弘扬正气。
  法律是严格、严明、严肃的事业。“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
  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并
  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 [17]。
  让一群不懂法律的人去驾驭法律，宛若童子操刀，不仅不能救人反而易自伤。难
  怪新加坡的文官制，提出了“宁可找不到人，也不要用错人”的人才口号，也难
  怪德国法学家耶林会发出这样的忠告“执行法律的人如变为扼杀法律的人，正如
  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最恶”。如果执法人自身
  都不相信法律，不尊重法律，不捍卫法律，那怎么又能要求民众信仰法律呢？
  保障了法律人才，还得保障司法独立。法律好比清除社会垃级的大扫帚，扫
  帚的所有者是民众，而使用者就只能是司法机关。法律之剑不能出鞘，很大程度
  上就是干扰太多，司法不独立，不自主，连自身都难保，又怎能苛刻它保社会呢？
  司法不公平、执法不公正，不可能培养法信仰。我们必须打开影响司法不公
  的“黑箱”。古希腊人社会实行的回避、申报制度，法官抽签当场审判的制度，
  现代西方的陪审制、判例制、监督制，以及笔者最今注意我国法院体制改革中所
  推出的承诺制、最佳和最差法官评审制都是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在这方面，理论
  界与法律实际部门应通力合作，共同想出和攻克司法不公的难关。
  四、关于法的教育和启蒙问题
  法律理解如何，信仰就如何，我国民众接受法律的基础非常薄弱，法信仰不
  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一些人根本不知道法律有什么规定，也不关心它是
  如何规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犯罪、刑罚和不好的东西，只要自己不
  杀人、不放火，似乎法律就与自己无关，作为国家的主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
  不知道如何保护，不会告、不愿告、不敢告的情形比较普遍，这种状况很难产生
  对法的信仰，很是让学问高深，文章写得令人读不懂的法学家反思。
  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为我们昭示了这样的启示：一切现代化都是人的现代化，
  “如果执行和运用者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
  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
  一堆废纸” [18]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大厦已经确立，  法制正日益完备的
  今天，必须强化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必须强调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和热爱，
  培养、启蒙、教育可以促进人的不断自觉觉醒，唤起人们对自由、平等及法律的
  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们的法律心态和法律信仰。
  说到法的启蒙教育，一些人总把它看成是法学家的事和法律部门的事。诸不
  知，“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19]法信仰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
  参与、支持、维护。一些城市如昆明市中院开播的每周法庭直播，中央电视台推
  出的社会经纬、焦点访谈节目，深圳市委提出的抓基层、抓基础、抓热点，党委
  起领导作用，人大起主导作用，一府两院起主体作用的领导体制等等，都在营造
  一种法律氛围，都在有利于法信仰的形成。
  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央重视，民心所向。这不仅是治国方
  略的重大转变，也是法信仰得以实现的有利契机。我愿为此呼喊，为此激动和为
  此努力。
  注释
   [1]《逻辑学》上册第2页
   [2]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91年版第14页。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令》
   [4]  梁治平《死亡与再生》载《法辩》第27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92年版
   [5]  胡旭晟《理性批判.理想主义》载《比较法研究》94年3-4号第272页
   [6]  《欧洲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88年版第121页
   [7]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英文原书第47页
   [8]  胡旭晟《理性批判.理想主义》载《比较法研究》94年3─4期第275页
   [9]  [苏]库德里亚夫采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的基本原则》
                载《法学译丛》89年1期
   [10]《马恩全集》第1卷第10页
   [11]《马恩全集》第1卷第178页
   [12]《伊加利亚旅行记》第2卷，商务印书馆，82年版第32页
   [13]《伊加利亚旅行记》第2卷，商务印书馆，82年版第134页
   [14]  西塞罗《法律篇》
   [1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87年版第490页   
   [16]《柳宗元集》卷37,中华书局,79年版第817页.
   [17]  柏拉图《法律篇》第751页
   [18]  阿历克斯.莫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们出版社，88年版第4页
   [19]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01页
                                                                                  原文载于《思想战线》增刊
  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中国法律顺利带进21世纪，有很多事
  要做，诸如立法的、执法的、体制的、观念的等等。但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出发，
  我以为，我们的困境在于没有树立法的信仰，出路也在于必须确立法的信仰。正
  如黑格尔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竞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
  的都装饰的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1]“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
  形同虚设” [2]法信仰是整个法理学中的最高问题，是法实施、法功能、法价值、
  法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社会必须呼唤法信仰。
  有很多浅显的事例和民众对法的体认很能说明问题，值得我们身陷书斋和学
  府里的学人深思。为什么发生纠纷，怕打官司？为什么诉讼法院，没有关系心里
  就没底？为什么由于人为的因素干扰可能导致该赢的案子嬴不了？为什么官司打
  赢了，费时费钱，然而却执行不了？为什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在实践中当官
  的犯法与平民犯法就不同罪？为什么少数执法人员一面执法犯法，吃了原告吃被
  告，权钱交易，另一面却在大呼要严惩腐败，要维护法律尊严？神圣的法律蒙上
  了耻辱，公平受到了玷污，“社会医生”成了扼杀公正的刽子手，社会对法律的
  不信任加据，法律还真的有用吗？法律还真的能成为人们自觉的信仰吗？我们用
  什么办法来唤醒民众的法信仰？前些年，对传统法文化的反思研究，普遍有种论
  调，甚至怪罪中国人法律意识低，权利观念不发达，不好打官司。这是对的，然
  而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随着普法的深入，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会
  打官司，而且也有钱打官司了。因而今天我们的认识也得拔高一步。真正困绕我
  们法治建设的深层次障碍到底是什么？我还是认为障碍来自中国民众法信仰的缺
  失，是我们对法律的严重不相信，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可能前功
  尽弃，本意用来调控社会的法律、法规有可能变成废纸一张。
  从根源上看，中国社会深受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而传统文化的主旨是要达
  到一个无法或超法的“道德理想国”。由于没有西方社会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
  奠定了的把法律等同于正义、民主、权利的至上观念，没有经历西方法律推崇自
  然法、推崇契约理性精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土壤，因而从古自今中国欠缺崇尚法
  律、信仰法律的传统精神就不足为奇，即便历史上曾宣扬过法的重要性，出现过
  法家“以法治国”“以法为本”的倡导，然而这种法却是君主治民的工具，是一
  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法”、“刑法”，本身没有公平、民主的意味，当然也
  很难升华为民众的信仰，必然“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为盛世所不尚” [3]  。
  对此，梁治平先生尖锐指出过“我们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那种，毋宁
  说‘它们不是法律，而是压制法律的东西’。它是执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
  罚的礼” [4]另外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中普遍存在重经验、重实在，轻理想、  轻抽
  象的思维模式，推崇经世致用，怀疑主义和理性精神欠缺，宗教情结淡薄，终级
  关怀虚无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当西方法流传到中国
  时，却被我国传统的经验──实用型思维方式作了形而下的处理，‘法’被扭曲
  为‘法律’，或者说，经过处理之后，作为精神和信念的‘法’淡然无存，留下
  的只是作为具体制度的‘法律’”。 [5]  一个没有宗教情结的民族对法律的发展
  到底是利还是弊。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在法律具体的运作中，政治结构的不
  合理，政权权力的无限扩大压抑着法律的正常发挥，权力与法律的争斗交错，法
  律与政策、法律与党的作用混淆都可能使法律沦为权力的附庸或政策的补充物。
      笔者深深感到，社会制度的建立并不能保证法治的到来，法律体系、法律条
  文的完善并不代表法律的实现，有了法制，并不等于就解决了法的理想和信仰，
  不等于预期的理想状态会转变为现实。就今天中国的法律运作现状而言，虽说，
  每个公民都生活在法律之下，但还并不意味着法律与他们的生活就密不可分了，
  仍有一部分人漠视法律的存在，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在被动地体验着法律。优越的
  社会主义制度仅为法制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法信仰、
  法观念并不没有，也不可能随一场革命的成功而得到改变，在背着封建自然经济
  和“人治”传统的包袱进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我们的法观念和法信仰仍是很落
  后、很幼稚的。在我国超前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和落后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书
  本上的法律制度和行动中的法观念、外在的法规则与内在的法信仰仍存在着很大
  的落差与断裂。因而我们通过大量批发法律出台不是根本的解救办法；在法律的
  实施中，抱怨体制不合理、经费不独立也不是必然解决法律危机的出路。不解决
  人们对法律的严重麻木、冷漠，任何良好的宪法和法律都完全有可能成为漠不关
  心的牺牲品。正所谓“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
  陷，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 [6]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法律发展的历史，没有法律，人类就无法维系当下的
  社会，失去对法律形而上的信仰，人类则无法面对未来的世界。我们不难设想：
  如果中国社会缺少法律的信念、理想和精神，公民失去对法律和法律机构的信任；
  如果我们体制的大厦不是建立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如果一个临时决定、一个领
  导人的讲话都可优于法律；如果民众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坚实保护；如果我们只
  能靠乞求于长官的开恩或流行于玩关系的话，那么任何法制的完备、法律功能的
  实现都只能是一句空话，依法治国也只能化为乌有。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一
  种秩序和一种统治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藏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
  代表了一种理想信念和文化力量。人类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必须对法律
  存有信仰，只有外在的法律诉之于人性，符合人的心理或情感，并从内心敬重法
  律、信仰法律时，法律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并发挥作用。“没有信仰的法律
  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7]  “法被信
  仰，我们就不必担心法律得不到普遍的服从和贯彻实施，也无须考虑公民的正当
  权益得不到保障，更无须怀疑任何个人、团体甚或国家政府的违法行为得不到纠
  正和惩罚”。 [8]“只要法律还没有被看成是坚固的堡垒，  以阻止实施任何与法
  律相抵触的国家决定或党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遵循什么样的战略设想或
  高尚动机，社会就没有避免重复出现悲惨事件的保障” [9]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观念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已经为中国法信
  仰的确立创造了必要的外在条件，高举法信仰的大旗，是实行依法治国的理性决
  策，是21世纪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出路。所谓法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要表现出一
  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
  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切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在中国现阶段，
  实现法信仰，必须解决以下实际问题：
  一、关于法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法学研究的痛苦是常存的，改革前我们的痛苦来源于怀才不遇，无力展示自
  己的智慧和才华，而现在我们的痛苦则是无言的失落和无奈。在长达数十年“苏
  式法学”的桎梏下，在“我注六经”式的教学科研中，法学家的灵气和才华被一
  点一点地消磨殆尽，法学还是落得一个“幼稚”格局。笔者留意我们的法学研究
  方法要么划地为限，脱离实际，坐在书斋里根据那些经过过虑的材料数据进行研
  究，要么研究得精深难懂，中国问题西方化，简单问题繁杂化，启蒙不足、真情
  不够。
  法学严格说来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脱离时践、脱离民众的贵族法学是
  没有多大生命力。凭着书本治天下，不对现实法律问题进行“望、闻、问、切”
  的诊断，不是中国法学研究的正常方法。不可思议，当我们的法学家还在争论着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社会却已需要健全完善的经济法对社会进行调控；当腐败
  蔓延、民愤较大时，我们的一些法学家们却还在大谈特谈腐败的多元定义和法律
  特征；当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时，我们仍纠缠着法的阶
  级性不放，拿着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主义法进行鉴别。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
  叫人难堪和尴尬呢？  在法学研究中，我深深感到，  有些问题我们是走了一些弯
  路，费了很多时间；有些问题我们没有把握住问题的中心，高调离谱。
  改革开放的十七年，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自鸦片战争开始现代化进程以后的
  全部苦恼和追求，希望与挫折，失败与探索，转型期的法学问题，实际上就是中
  国社会许多问题和矛盾的集结点。今天的法学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会，解决
  和回应转型期法律实践出现的新问题，回答和研究推动中国法制建设的增长点，
  以案说法，以实证调查为依据，无论如何我们应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我们再也
  不能熟视无睹。法律是为适用而制定的，我们应根据法的目的、功能来理解法律，
  法学家一定要解答清楚为什么人类需要法律，什么样的法律最适合人类的生活，
  不回答这些问题，怎能有法的信仰呢？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经世致用”，本身散发着一股实用──功利的味道。因
  而中国的法学家又何尝远离过现实呢？问题是法学家一旦走进现实，为弘“道”
  而走进势，可是，“道”一入“势”，尚未治“势”，却先被“势”治，其“道”
  也就无法再逃避政治的强制整合。中国的法学家独立人格散失，只能是在国家权
  力的设定下，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特别是法学家的身份被买办化或官方化，
  以学问问鼎政治，并且身体力行，那么学术上的独立自由精神就会陷入夹缝中作
  苦苦挣扎，就可能被困在主流社会的体制内从事被动的精神运作，这是十可怕
  和可悲的。套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体研究》中的话分析“思想活动乃至整个人
  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了”。
  “光是思想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10]今天
  的社会不再是“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时代，法律要取得社会信仰，博得民众
  尊敬，重在让民众了解、知晓法律。当我们的民众不知权利为何物？不知法是什
  么时？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们的法学家是够格的，更不能说我们的研究是为社会
  所需要了的。西方法学的勃兴和繁荣，得力于法学家们对权利、正义的关注，得
  力于自然法思想推崇社会契约、人民主权、法律平等的启蒙。没有法学家们对民
  众法律意识的启蒙和唤醒，很难确立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罗马法学家就没有罗马
  法。中国民主法制传统较少的事实，中国的法学家们远没有完成法律启蒙的任务。
    法学应是人学，关心人的权利，关心人的生存，关心人的利益，  应是法学研究
  的重点。中国法学不是争鸣多了，而是没有论战，不允许争鸣。没有好的学术氛
  围，没有形成众多的法学流派和法学声音，法学研究不景气，又怎能形成法信仰。
  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拓荒阶段。因此对中国法学的研究，一方面是
  要面对活生生丰富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是要超越现实，进行法律的启蒙教育。
  二、关于立法的亲合力问题
  人们对法存有信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们需要法律，亲近法律，是实际感
  知了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要保证这点，在立法时必须民主，
  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马克思曾说“如果认
  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
  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11]法国著
  名思想家埃蒂耶纳.卡尔的话也很有道理“在穷人心目中，  法律只是非正义和压
  迫的产物，他们又怎么会热爱和尊重法律呢？因此，贵族们虽然从自己的利益出
  发不断地宣扬法律如何神圣，要求人们尊重和服从法律，却完全是徒劳的；事实
  是人人都在千方百计地规避法律，只有施加威胁，运用刑罚，采取暴力，法律采
  勉强得到执行” [12]如果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如果法律不符合“法”的要求，
  如果制定的法律本身就违反了民意，毛病重重，那么要求人们服从法律，信仰法
  律，也只能是天真的幻想，“恶法非法”，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能有法律权威的。
  “只有这些法律总是以自然和理性为依据，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且都是经过大
  家的讨论，每个人都了解法律草案的目的所在，在得到普遍的赞同以后才制定的；
  这种为人民所拥护、反映了人民愿望的法律，人民当然总是怀着愉快甚而自毫的
  心情来执行” [13]只有使我们制定的每一部法律得到了民众的深层认同和积极共
  识，成为人们强烈的情感要求和理性趋向，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才能唤起
  人们的崇敬和信仰。
  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背后的价值资源都来自一个终极存在，
  在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公民们之所以普遍遵守法律，与其说怕惩罚，倒不
  如说认可这些法律代表着普遍律令，反映着一些基本权利是天赋的、不证自明的
  规律，法的合法性是与它的终极价值相联系的，在于人们对终极价值的认同，倘
  若神圣的终极价值日益受到亵渎，社会不复有共同的终极信仰，无所凭籍，法律
  最终会失却它们的神圣性和合法性。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参与立法本身就是体现当家作主的重要表现。
  我想，当我们的民众把自己的生活溶进法律的活动中，亲自体验法律、感知法律，
  对法律的信仰自然而生。法律远离大众，从开启立法机器时就离开了民众的参与
  支持，法律拉开了与民众的距离，法律越来越职务业化、精英化，有利于法信仰
  的实现吗？
  三、关于司法的体制与实际操作问题
  西塞罗说过“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  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
   [14]我说法律好比政治汪洋中的一条船，其任务是搭救落水的人，我还说执法者
  好比一盏灯，周围越黑，则灯光要越亮。社会有纠纷、矛盾，人们才需要提交公
  正的司法机关裁决，因为人们相信“法者，平之如水”。问题是，徒法不足以自
  行，法律必须要人去操作。我们的执法人员本身不懂法，本身知法犯法、徇私枉
  法，同罪不同罚、同事不同理、同错不同纠，法律只捞住小鱼，而不能网住大鱼，
  这是对法律权威最大或最直接的伤害，这样的法律、这样的执法人怎能叫人们心
  安理得相信呢？“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个社会机体就可能产生溃烂
  的伤口，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
  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有可能严重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
  维护”。 [15]失去对法官、检察官、警察和法庭的任，那么人们就不会产生对
  法律的巨大热情，从而也不会把法律当作神圣的东西并加以信仰。 
  执法人是法律业中最重要的活动主体，是法律得以运转的运作者、操纵者。
  实现法的信仰，首先最根本的出路是要解决执法人的法信仰。正所谓“生殖与灾
  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 [16]作为执法者，身穿国家制服，代表国
  家形象，除了一手拿着宝剑以制裁罪恶，更重要的一手是要握着天平以教育人民、
  弘扬正气。
  法律是严格、严明、严肃的事业。“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
  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并
  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 [17]。
  让一群不懂法律的人去驾驭法律，宛若童子操刀，不仅不能救人反而易自伤。难
  怪新加坡的文官制，提出了“宁可找不到人，也不要用错人”的人才口号，也难
  怪德国法学家耶林会发出这样的忠告“执行法律的人如变为扼杀法律的人，正如
  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最恶”。如果执法人自身
  都不相信法律，不尊重法律，不捍卫法律，那怎么又能要求民众信仰法律呢？
  保障了法律人才，还得保障司法独立。法律好比清除社会垃级的大扫帚，扫
  帚的所有者是民众，而使用者就只能是司法机关。法律之剑不能出鞘，很大程度
  上就是干扰太多，司法不独立，不自主，连自身都难保，又怎能苛刻它保社会呢？
  司法不公平、执法不公正，不可能培养法信仰。我们必须打开影响司法不公
  的“黑箱”。古希腊人社会实行的回避、申报制度，法官抽签当场审判的制度，
  现代西方的陪审制、判例制、监督制，以及笔者最今注意我国法院体制改革中所
  推出的承诺制、最佳和最差法官评审制都是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在这方面，理论
  界与法律实际部门应通力合作，共同想出和攻克司法不公的难关。
  四、关于法的教育和启蒙问题
  法律理解如何，信仰就如何，我国民众接受法律的基础非常薄弱，法信仰不
  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一些人根本不知道法律有什么规定，也不关心它是
  如何规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犯罪、刑罚和不好的东西，只要自己不
  杀人、不放火，似乎法律就与自己无关，作为国家的主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
  不知道如何保护，不会告、不愿告、不敢告的情形比较普遍，这种状况很难产生
  对法的信仰，很是让学问高深，文章写得令人读不懂的法学家反思。
  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为我们昭示了这样的启示：一切现代化都是人的现代化，
  “如果执行和运用者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
  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
  一堆废纸” [18]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大厦已经确立，  法制正日益完备的
  今天，必须强化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必须强调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和热爱，
  培养、启蒙、教育可以促进人的不断自觉觉醒，唤起人们对自由、平等及法律的
  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们的法律心态和法律信仰。
  说到法的启蒙教育，一些人总把它看成是法学家的事和法律部门的事。诸不
  知，“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19]法信仰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
  参与、支持、维护。一些城市如昆明市中院开播的每周法庭直播，中央电视台推
  出的社会经纬、焦点访谈节目，深圳市委提出的抓基层、抓基础、抓热点，党委
  起领导作用，人大起主导作用，一府两院起主体作用的领导体制等等，都在营造
  一种法律氛围，都在有利于法信仰的形成。
  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央重视，民心所向。这不仅是治国方
  略的重大转变，也是法信仰得以实现的有利契机。我愿为此呼喊，为此激动和为
  此努力。
  注释
   [1]《逻辑学》上册第2页
   [2]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91年版第14页。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令》
   [4]  梁治平《死亡与再生》载《法辩》第27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92年版
   [5]  胡旭晟《理性批判.理想主义》载《比较法研究》94年3-4号第272页
   [6]  《欧洲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88年版第121页
   [7]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英文原书第47页
   [8]  胡旭晟《理性批判.理想主义》载《比较法研究》94年3─4期第275页
   [9]  [苏]库德里亚夫采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的基本原则》
                载《法学译丛》89年1期
   [10]《马恩全集》第1卷第10页
   [11]《马恩全集》第1卷第178页
   [12]《伊加利亚旅行记》第2卷，商务印书馆，82年版第32页
   [13]《伊加利亚旅行记》第2卷商务印书馆，82年版第134页
   [14]  西塞罗《法律篇》
   [1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87年版第490页   
   [16]《柳宗元集》卷37,中华书局,79年版第817页.
   [17]  柏拉图《法律篇》第751页
   [18]  阿历克斯.莫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们出版社，88年版第4页
   [19]]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01页
                                                                                  原文载于《思想战线》增刊

田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