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个人的一次经历说起吧。
    大概是九三年夏天，有十五天休假。偶然从报上看到库车要举办首届古龟兹文化艺术节，那时正对鸠摩罗什感兴趣，就发了神经：从苏州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乌鲁木齐，再换车到库尔勒，（那时候，火车就通到库尔勒。）然后换大巴到了库车。

去了之后大失所望。那是个很小的县城，维族人占多数。哪有一点儿佛教文化的影子？
    所谓的古文化艺术节，完全是当地政府搞旅游的一个噱头。大概人家自己也没想到还真就能骗来我这样的傻子。
    因此，只是在县商场门口弄了个简单的开幕式，挂几个条幅、放几十个气球，然后就是三十多个维族少女一起在大门口空地上跳了一小会儿晃脖子舞。接下来大家该干嘛干嘛，全没事儿了。
    咳！当时我心里那个委屈，就别提了。
    既然来都来了，那就在南疆走走吧！有人建议说阿克苏不错，于是又坐大巴去了阿克苏。
    阿克苏是王震的十个农垦师之中农三师的师部所在地，汉人比较多。但我下车后在一家维族小馆子里吃烧烤，店小二居然连牛和羊这样的汉字都听不懂，这着实令人吃惊。
    要吃羊肉串，你得跟他咩咩咩；要吃牛肉串，得跟他哞哞哞，然后用手比划数目。不过很奇怪，他听得懂啤酒。
    店里没有前台，大门外头坐着个老太太，听得懂汉语。顾客吃完了走到外面去跟她汇报自己都吃了些什么，凭此付账。餐间我跑出去买包烟，老太太问都不问。
    吃完饭，在街上胡乱走走，实在是没什么可看的。稀里糊涂地就进了个公园。
    公园不大，有一个小湖，撑死也就北海一半那么大。居然有很多一家三口铺块塑料布在湖边上，大人小孩一起朝着水面发呆。
    我问他们看什么，他们答：“看水啊！”原来跟我们跑到海边去看海是一个意思。南疆的缺水由此可见一斑。
    湖虽然不大，却可以划船----两块钱一小时。我百无聊赖，也就掏了这两块钱。不经意间看到船票背面写的注意事项，把我乐坏了。
    那上面除了爱护设备之类，还专门规定了逾期不归的处罚条款：“晚归者，每晚回半小时，罚款5毛钱；不足半小时者以半小时计。”
    见了这个，我也没心思划船了，急匆匆回到岸上找管理员----一个不到四十岁的维族汉子----跟他有以下对话：我：假如我租两个小时的船，正常须花四块。可按照你这个规定，那我不如租一小时，晚回一小时。这样的话，我还能省下一块钱。
    管理员：（思忖了一会儿）哪会有人像你这么想呢？
    我：谁不会这么想呢？
    管理员：我在公园里都干了快十年了，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口子里的人就是狡猾（新疆人将嘉峪关以东的人统称为口子里的人）。
    我：既然是制订规章制度，有这样的漏洞总是不好的吧？
    管理员：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人，要规章制度干什么用呢？
    在这个毫不起眼的小破地儿，居然让我遇上一位维族版的庄子。这着实是出乎意外。且惭且退间，不由得想起来时路上的一件小事：来的路上和塔里木中学的一群老师同车。他们是利用暑期去乌鲁木齐旅游，在返程的路上和我遇上的。一路上都很静默。大概是老师们逛大城市逛累了，也可能是西部人生性寡言。
    要是遇到的是一车内地的中学老师，那可就惨了。张家长李家短的，谈话内容粗俗不说，表述方式也是蠢笨不堪。最要命的是，在谈论这些的时候，一个个都是光芒万丈、道德楷模的造型。想想中、小学老师这个行当也实在是可怜。一是相同的话要重复无数遍，二是每天都要摆出从不会犯错误的造型。不论你是谁，这么历练个十年八载的，想不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怪物也难。
    车行不远，就见一个四十岁光景的女教师从前排老远的地方走到我面前，拿着个七巧板对我说：“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礼物，我拼不出来，麻烦你给我拼一下。”
    我正百无聊赖，简直要跟她说谢谢。
    拼好后把七巧板还给她，讲解完注意事项和关键步骤之后我好奇地问她：“您是教什么的？”
    答：“初二数学。”
    我：“您怎么知道我会拼七巧板呢？”
    答：“一看你的穿着就知道你是口子里人，口子里人都聪明。”
    听了她的这个回答，我的心情很悲哀。
    如果这位维族女教师的心态具有代表性的话，那这个民族就毫无希望可言了。
    由此我想到了阿凡提，这位和一头驴合作，四处表演脑筋急转弯的无业游民，之所以能得到民族英雄般的赞誉，完全是整个民族智商缺乏的结果。
    记不清哪位进化生物学家曾有这样的立言：“大脑皮层的进化，源于欺骗----欺骗对手，欺骗同伴，以达成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诚哉斯言！
    没有牛虻，牛尾巴就不会摇；没有骗子，大众的智力也就不会进步。
    只要你一动脑筋，想达成某个愿望，你就是在盘算怎么骗人----大脑长出来，就是干这个的。
    但人是群居性动物，他天生需要别人。因此，每一次盘算都是一道多元方程：f(x)算是个人利益的话，你得考虑多个变量----别人、群体、社会什么的。此外，你还要在个人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战略利益和战术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列入算计的变量越多，得出的结果对你越有利。
    因此在我看来，诚信不诚信的，和道德不道德的完全扯不上。这只是个经济学的成本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不诚信才是常态，诚信才是变态。关于诚信的认真思考不应该是“某人为什么不诚信”，而应该是“某人为什么要诚信”才对。
    这么一看，问题就简单了：
    在一个诚信成本很高的社会，傻子诚信，聪明人不诚信；在一个诚信成本很低的社会，傻子不诚信，聪明人诚信。
    和西方社会相比，我们的诚信成本很高。概括说来，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外因比较简单。
    住寺和尚自比云游和尚要讲诚信。前者如果拆烂污，香火会没有；后者如果拆烂污，脚底板抹油就行了。
    由此可见，在一个土地不私有化、人民不能拥有不动产的国家里，公民诚信度一定是低的。
    就内因而言，就要谈到宗教了。
    西方天主教不说了----小到通奸、大到十字军假收复耶鲁撒冷之名攻取拜占庭，实在是对诚信没什么帮助。
    对诚信帮助最大的，是新教里的加尔文宗以及受加尔文宗影响很大的卫斯理教派。
    卫斯理虽然后期倒向路德派教义，但前期也是接受“预定论”的。
    这种“好人升天堂、坏人下地狱，但自己是不是好人却心里没谱”的预定论教义，在每个人心中产生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焦虑，从而产生了“慎独”的效果。
    这是西方人诚信度高、西方人中新教徒比天主教徒诚信度高的原因所在。
    从布尔斯廷的《美国人》中我们得知，在谁拔左轮枪最快谁就是法律的拓荒时期，西部大宗生意是往东部运牛肉。
    因为没有冰箱什么的，自然是雇人赶大群活牛驿站式的接力方式，沿途雨后春笋般地建起了不计其数的小城镇，人口流动非常频繁。
    没有银行、没有抵押和信用证。素昧平生的两个人过手几万美元的牛群没有公证人、有的甚至连合同也没有----赶牛的里面有文化的不多----全凭双方口头一个约定。
    凭什么相信对方？就是问对方是不是清教徒。
    两人同属一个教派，那就一切ok了。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宗教却只是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合同。
    甲方乙方签个合同（请愿），条款为甲方帮助乙方达成某项心愿，乙方为此向甲方支付报酬（从每天心香一柱、初一、十五猪头三牲、一直到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什么的）。
    如果甲方没尿乙方那一壶，合同自动失效；如果甲方干活了，乙方须还愿。
    这就是中国宗教的本质，如此，它不能为中国人的诚信提供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