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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董事长数亿美元支票迷倒诸女子
文章来源: 互联网 作者:admin
检察官指出:道德约束力的薄弱“熟人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给骗子诈骗以可乘之机。
    45岁的韩方打着“澳大利亚投资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名号,编造华美身世背景,手拿数亿美元的花旗银行、中国银行“支票”,以投资为名在北京、海南、湖北、山西等地骗取钱财,又通过婚介周旋于数名女子之间,财、色“双收”……骗局终因一“执着”女子的苦苦追查而真相大白……10万元打造华美“身世”45岁的韩方,是一普普通通的北京人。

韩方于1996年挂靠澳大利亚国际有限公司内蒙古通辽办事处,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分理处。就在那时,韩方认识了赵昌——一个颇为神通的“哥们儿”。
    1998年,韩方想成立一家较大的投资公司,但是没有足够多的资金,于是他给了赵昌10万元,由他全权代理运作一家公司。
    赵昌拿着10万元在香港帮韩方“注册”了一家名为“澳大利亚投资国际集团”的公司,并拿到了一套东西:营业执照、图章、一枚行政章、一枚合同章,还有一本所谓的公司股票、一本英文的公司章程,还有几份“文件”——其中公司简介中把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列入顾问行列。
    有了这些“本本”,韩方便以“澳大利亚投资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出现在各个社交场所,称自己是澳大利亚籍华人,父母都是高干,父亲去世了,母亲现因病住在301医院高干病房。自己曾参加过越南自卫反击战等,并谎称自己的投资公司是一个上市公司,能够调动很多资金……2年间行骗迹跨四省市山西某市搞了一个铁路工程,当地政府把此工程给了一家公司,由该公司自筹资金搞这个项目。韩方和该公司的总经理张平认识后,便以“澳大利亚投资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和他签了一份合同,内容是韩给这个工程投资6亿美元,从而骗取了该工程的所有文件及批文等。
    2000年,韩方认识了做医药生意的单虎。单虎请韩帮忙投资一个项目。韩方以“送礼解决资金”为由向单虎“借”了2万元。
    2001年,韩方认识了海南人王黎。2002年2月份,王黎以为韩能给其投资,便请其去海口帮忙考察项目。到海口后,韩给王黎出示了一张中国银行2003年到期的1000万美元的“存款”(实际上是韩方花5000元向“玩票”的许运买的复印件)。韩对王说动用这笔存款大约需要30多万元人民币,还请来了在北京顺义有项目的张伟,并以投资为名,让张、王二人给了他飞机费、住宿费等大约13至14万元。
    2002年5月份,通过王黎,韩方认识了湖北荆州某贸易公司老板袁华。袁华得到了韩方“投资1.2亿项目”的口头协议。韩方借机从袁华手中骗得4.7万元人民币。
    “9位数存款”
    迷倒诸多女子
    韩方不仅善于骗钱也善于骗色,甚至利用情感骗钱。
    2000年,已经成家的韩方在重庆中天酒店认识了重庆女子刘丽。后刘丽从重庆来北京找韩方,两人同居到2002年。同居期间,韩方陆续骗取刘丽4000余元。
    2001年夏天,韩方到一家婚介公司登记征婚。婚介公司先后给其介绍了4个女的,其间韩方还与刘丽、郑玲等人保持着同居关系。
    2001年8月,通过婚介的牵线,韩方在北京认识了聂红。认识刚20多天,韩方便编造有急事需要用钱的谎言,从聂红手中拿走了4000多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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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9月,韩方认识了李科——一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为了套住这个“有钱的主”,并取得李科的信任,韩方把从“玩票人”(伪造、贩卖银行票据者)手中得到的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9位数的美金“存款”,以及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10位数人民币存款的“资金证明”拿给李科看。交往中,韩方和李科同居了一段时间。其间韩方常以给母亲看并外出办事、请人吃饭等为由向李科要钱。2002年5月,韩方又弃李科而去不见了踪影……2004年落网露出原形2002年5月,韩方从李科身边“失踪”后,李科终于明白自己被骗了。她找寻韩方一年多,终于将其找到,并查到了韩方的手机号码以及其和其他女子的联系电话,收集了韩诈骗的事实,并提醒她们不要再继续受骗。
    2003年3月,当时韩方在北京一家饭店住着的时候,李科与被骗了十几万的张伟找到了他。当时韩同意还钱,但以各种理由拖着。到了2004年1月初的一天,张伟和王黎又找到韩方,让他还钱,当时韩又拿了一张美洲银行出具的350万美元的“支票”,企图混过关,但大家已经根本不信他了。于是,张、王两人写了一份协议书,把韩方欠两人的钱悉数列上,最后让韩在一份17万欠款的协议书上签了字。
    2004年1月30日,北京市东城分局的民警在一家饭店把韩方抓获归案。
    检察机关认定,从2000年至2002年底,韩方诈骗多人近20万元。今年3月5日,韩方被批准逮捕,9月23日,东城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韩方依法提起公诉。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检察官说法:
    “熟人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期间——交往的空间增大道德约束力减弱市检一分院检察官徐苏林博士分析,目前诈骗案的数量有上升趋势,形式上更是花样翻新。针对此案,韩方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则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因素。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熟人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期。以往的“熟人社会”中,大家一般都认识,一旦做了什么事都知道,道德和评价的约束力很强,因此欺骗等行径比较容易控制。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人们交往的空间大大增加,交往对象也很不固定,所以道德约束力变得很薄弱。且由于人与人的交往很不固定,为犯罪分子的一再诈骗提供了很好的环境,“骗一起换一个地方”——如本案韩方能辗转四省市,环境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本案的另一特点便是通过婚介骗财。这折射了目前婚介行业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
    徐博士指出,在北京,约有近300万待婚人口,其中有40万人走向婚介机构。而北京的婚介机构从1988年建立第一家到至今的百余家由于政府管理不严,缺乏严格的批报手续,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婚介设“交友会”变相收费,找婚托骗婚;另一方面对征婚者条件说明、证件等不把关,又给诈骗提供了新渠道。
    女检察官林静从自己司法实践的角度提出告诫:1.不要随便“露富”,成为骗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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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可“有病乱投医”,从婚介找的对象,应对对方有个观察、了解、检验的过程,要“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
    3.受骗之后要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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